中共再次自我改革并非"向胡温时代回头"

2025-08-02 | 来源: 旺报社评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中共政治局是大陆权力核心，6月间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海内外舆论赋予各式各样的解读与联想，其中不乏集权或削权这类宫斗剧本，若探究其条文纲目并了解其脉络和影响，当知其目的是为提升决策质量、厘清党政分工，是中共再一次的自我改革。

提升决策质量党政分工

此一条例是经过多年的规划，按部就班完成的党内立规，并非仓促提出。首先是2020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授权设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接着2023年4月发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提出《研究制定《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政治局审议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已列入2年前提出的党内法规制定规划。此次审议《条例》新闻稿中提及《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16字，和2020年时《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表述一致，可见《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从酝酿、规划、起草到审议，横跨二十大前后5年，自然代表中共的集体意志，也可印证大陆高层政治的稳定。

另一个事例也佐证相关猜测并不可靠。今年初大陆编制“十五五”规划时，提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海外若干舆论解读“向胡温时代回头”。其实2020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第23条明白写出，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 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说明这组概念多年沿用，并无特殊意义。

若务实观察《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应能解读出大陆领导层有意厘清党政关系的思路。所谓“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中共从延安时代延续至今，以“小组”、“委员会”制度处理问题的惯性，决策协调机构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党政关系，也就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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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共高层反思文革教训，提出党政分开原则，撤销政法委、取消政府的党组，但1989年后恢复设立。习近平上任后，面对当时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局面，决定强化小组和委员会的功能和权威，并亲自担任组长或主任，主导议程。习的强势领导下，大陆民间出现“南北院之争”的耳语。

推动内外监督稳定体制

依照政治局审议条例时，对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提出“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的定位，及“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的原则，说明中共高层已意识到，作为党内机构的小组和委员会，必须与国务院等行政系统改善分工，要抓大放小、统筹协调，而非越俎代庖、以党代政。

大陆高层这次自我改革，源于10余年来3个领域的施政经验：一是房地产从狂飙到严管，再到急速下坠、触底后却未能反弹，经研究认为可能与党的财经委员会和政的住房、金融管理机构的不协调有关; 二是防疫政策从封城到动态清零再到放开，民间对各级政府封控“层层加码”有很大怨气，高层认为有检讨党政决策制度的必要; 三是美中关系已超出外交、军事层面，商务、经贸、科技等多部门的协调日益重要，现有涉外决策协调体系必须更完善。

两岸制度不同，但文化同源，政治文化也颇为接近，可以相互参考对方经验。首先，落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体制外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不可或缺。所谓体制外，并非专指反对势力，包括体制外舆论、民间团体、社区意见领袖、专业杰出人士等，须有一套由下而上、开放、双向的意见表达与回应制度。

中共自许有自我改革能力，因而能生生不息，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没有最好，只有相对较好。大陆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这一波自我改革，既要维持既有高效能的决策，又要满足内外部蜂拥而至的各种新挑战，需要勇于突破天花板，吸纳体制外力量共同推动，实现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结合，让制度稳定而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