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叙事下,我们如何想象"姐妹情谊"?

2025-07-23 | 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竞争”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她指出：“女人不仅仅是出于恶意如此长期地评论和批评她们女友的行为”，事实上，“为了评判她们和自律，她们必须比男人有更多的道德创造。”我们能用这段话区分“女性竞争”与“女性厌恶”。女性对同性的苛刻评判或许并非是主观上厌女，而可能是试图在男性主导的道德体系外，共同探索、界定、衡量一套女性间的法则，也就是为了保障女性生存边界的潜意识行为。这种“道德共创”的需求，恰恰源于对命运共同体的觉知，而非单纯的竞争。

《流金岁月》剧照。

现代剧在“爱女”转向的早期也有过“力不从心”阶段，尤其是在探索女性间情谊深厚的平等互助时。创作者时常需要通过塑造拙劣的坏男人来衬托女性间的善意。以2020年的《流金岁月》为例，剧中用金钱馈赠和工具化“渣男”强行凸显女性互助，却未深入刻画友情的真实逻辑，女性友谊内在张力流于肤浅。但是，在“爱女”潮流的驱动下，近年来的作品逐渐突破刻板框架，开始正视同性竞争对姐妹情的深化作用，同时在反父权制立场上，升华了“竞争”。

东亚现代剧对姐妹情谊的书写正在形成一种以“竞争”为核心的叙事谱系，其叙事策略大致可归为两条路径：“拥抱竞争的现实书写”与“超越竞争的价值重构”。

在“拥抱竞争”的路径下，剧作通过女性个体间对“竞争”的回应，具象化了结构性压迫，以及女性如何在对抗中建立新型同盟关系。最直接呈现这一倾向的是韩剧《善意的竞争》（2025），它展现了一种跨阶层困境的互助模式：不同阶层的女性面对父权制下由竞争主导的剥削机制，从各自立场出发展开联合抗争，对不平等的直面是革命性的基础。另一种“拥抱竞争”的方式，是正视“竞争的毒性”。现实向治愈系剧作《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呈现了在“优绩社会”中，当竞争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生存制度时，普通人如何在姐妹情谊的扶助中抵御创伤。《爱很美味》也属于这类作品，描绘了一种日常生活中偏浪漫化的微妙闺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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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超越竞争”的路径更具理想，是一种温和的价值重构。日剧《重启人生》（2023）以极度理想化的方式回归生活与生命的本真意义，通过一次次“为朋友重启人生”的设定，构建了对“优绩社会”的根本漠视。国产剧《小巷人家》（2024）中，隐忍的黄玲和泼辣的宋莹则展现出一种植根于生存互惠而生长出的互补共生，在物质与精神条件皆困窘的时代背景下，有心气的中年女性如何彼此体谅和帮扶。至于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2025），则将姐妹情谊延展至代际，在血缘的托举下，呈现出一种非均质、非对称的守望循环，构筑出关于女性脱困的情感传承。

这些剧作中的姐妹情谊，往往并非单一目标或单薄关系的呈现。她们或因共同的反抗而联结，或因温暖的照拂而相聚。在这样的叙事中，“竞争”只是一种需要直面的处境，我们的感情塑造既不受困于它，也不必逃避它，更不依赖它。

古装剧中“爱女姐妹情”的必要性与局限

与现代剧中姐妹情谊的顺遂发展相反，古装剧对女性友谊的刻画正陷入一种“割裂困境”。在“爱女叙事”的浪潮中，古装作品显露出生搬硬套的虚浮感。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古装剧中良好的女性情感刻画曾经自有一种原生的魅力。

这种“割裂”以电视剧《梦华录》（2022）为例，该剧试图通过赵盼儿“救世主”般的全能形象引导女性互助，却让小妹宋引章沦为“愚蠢受害者”，风尘女子的处境并未得到尊重和理解，关键矛盾仍需依靠男性权力解决。这类创作试图展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立场，但由于仍处于探索阶段，反思尚不充分。其潜在风险在于：在无意识层面将本应具有先锋意义的姐妹情谊加以父权制的编码，从而对缺乏批判意识的观众产生了与创作初衷相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