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什么先被整死?《林彪日记》解密

1964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中共派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带着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说：“俄国人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脸，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效仿苏联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说：“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宴会大厅。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4位苏联领导人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

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汇报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毛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共合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苏联不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派他都不怕，苏联一插手，和中共党内的人里应外合那就难说了。他心情紧张，脾气变大，总是担心有人要下手搞掉他。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好觉。

从外蒙古到北京有500公里，一路都是平原，中国没有反坦克的重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的坦克进攻。毛下令，中国军队在外蒙古通向北京的路上大筑“人造山”。这些“人造山”每座高20至40米，正面宽250至400米，纵深120至220米。在山里头建造这些钢筋水泥工事，是想利用这些人造山挡住苏联坦克的进攻。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这是一般的汇报情况，不大重要，就对毛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隐忍未发。

12月20日下午开会，继续讨论社教问题。毛同刘少奇在会上发生冲突。争论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问题。

会议开始，毛要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他说，农村当前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到会的另几个人也这样讲，说农村已形成富裕阶层了。毛不同意，他主张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层层都要整，直到中央。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

毛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也算，过去共产党变了质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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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又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说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行不行？

毛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接过刘澜涛分析农村坏干部的话题说：“杜甫一首诗中有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擒不了大的。”毛泽东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党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没有等毛话说完，就接着说了一大篇不同意毛的话，强调说：“不能把什么问题都说是反社会主义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的这一句话定了性，文革初期，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毛泽东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别的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什么都是反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一个敌我矛盾就解决问题。”[3]

总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开始公开化。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在基层；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但这只是毛刻意制造的表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