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的加减法(图

荔枝园中上下翻飞的侗女阿僮

上位者不仁、以庶民为刍狗的冷酷，则是通过虚无缥缈的神佛之性得以体现。在招福寺巨大鎏金坐佛的掩映之下，杨国忠粉墨登场，佛像低眉俯视芸芸众生，面上无悲无喜，是为无情之征。

巨型佛像俯瞰芸芸众生

在千佛阁中，杨国忠挥起手中的鎏金禅杖连续击打，李善德的额头瞬间流下几道血痕。众生本具如来清净自性，杨国忠在挥动禅杖的那一刻，即犯下了“出佛身血”的无间恶业，注定了堕入地狱的结局。李善德一直惦记着妻子要木棉花的“小事儿”，这包爱的木棉为他挡下了刺客的致命一刀。善恶随人，福自己招，在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平凡细碎之中，李善德始终选择的都是将心比心的人性而非不可捉摸的神性，最终也使他塞翁失马般地躲过了长安沦陷的危机。

也正因为李善德丰沛流动的人性，他虽然逃过了长安，却没能逃过荔枝树下的那场痛哭。他哭的不是那从来没有属于过他的浮华长安，而是他上班早高峰路过的烤馍摊、肉包铺子，是七嘴八舌热心招呼的左邻右舍，是鳞次栉比酒坊林立的热闹市井，是酒酣微醺胡姬劝客的一支胡旋舞，以及万家灯火平安度日的阖家欢好。长安的色、声、香、味、触，在普通人李善德的体验中一直都是如此具象化，于是才有了尾声处的千红一哭，万民同悲。神佛灭度之后，源于世俗又超越世俗的人性价值才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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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长安的少年李善德

不少观众表示，《长安的荔枝》在宣发时似乎错误地添加了“喜剧”的tag，导致观影期望有所落空。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就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喜剧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自毁性的内涵本就别无二致。从岭南千辛万苦转运荔枝到长安，多少人为之出生入死，上位者却苑中犹歌舞，这难道还不够荒诞吗？一国之相本应为民做官，功在社稷，却重税厚敛，到头来不如一个九品小官心怀天下，这难道还不够错位吗？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诚然。

《长安的荔枝》也注定不可能成为令人捧腹大笑的爆米花喜剧片。故事的出发点先验地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爽剧，李善德不可能上演小人物的成功逆袭。转运荔枝一事建立在生灵涂炭、万骨齐哀的巨大牺牲之上。对李善德而言，生存和伦理的两难困境注定是无解的。观众体认到的憋屈心酸的观影体验，恰好反映了制作团队在视听策略上的成功。李善德式的人物迫使观众直面自身的困境，重温避无可避的真实瞬间，在道心叩问中忆念初衷，尽管掺杂着认输认怂认命的无奈，但只要有光有爱有人世间的温暖，就可以走得更远，无愧于天地间。

（常方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