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去世两周年: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2025-07-11 | 来源: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第一个发言，抨击了专制的虚伪。他认为在诺沃特尼领导下，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沦为宣传品。三个月后，同样在大会上发言的瓦楚利克、克里玛和利姆等作家均被开除党籍，米兰·昆德拉则被严重警告。

不久后，杜布切克撤消了这些惩罚，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党籍，为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并于1968年4月5日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告了“布拉格之春”的开始。但很快，“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

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当时的捷克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但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即使当局表示作家若是服从，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昆德拉流亡法国，1979年被剥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两年后成为法国公民，并以“法国作家”自称。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经典之作。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之改编为电影《布拉格之恋》。2011年，米兰·昆德拉入选七星文库，成唯一在世入选作家。四十多年来，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笑忘书》等都用法文写成，仅有的捷克文作品是《不朽》。在他眼中，“故乡”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一个迷思。我怀疑我们是否成为了这个迷思的受害者。”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所以，你总能见到那种昆德拉如何怀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为荣的说法，即使它与事实完全相反。

捷克人一向温和而不妥协，他们对留守者的尊重远大于流亡者。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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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昆德拉获得捷克国家文学奖，但并未回去领奖。2010年，他被故乡布尔诺授予荣誉公民身份，也是那一年，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没错，它与这个城市最兴旺的大街同名——举办了一场关于昆德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举办关于昆德拉的国际会议，是明显的致敬与示好，昆德拉却选择了拒绝，并在信件中强调自己是“法国作家”。布尔诺市长亲自来到昆德拉在巴黎的公寓为其颁发证书。“未来有一天，他们的藏书会逆向而行，被运回捷克共和国（昆德拉夫妇决定在身后将藏书捐赠给布尔诺市）。在此之前，是捷克人来拜访他们。”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米兰·昆德拉是个熟悉的名字。对于中国写作者而言，他更是早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导师。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一度成为流行语，米兰·昆德拉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不可不提的名字和文化符号。

有人考证，米兰·昆德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公开报道中，是在1977年第二期的《外国文学动态》杂志上。但他的名字与作品真正得到关注是在1985年，当时李欧梵在国内发文，向汉语文学界推介了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两位世界级小说大师。在李欧梵看来，“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

1987年，韩少功译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译出《为了告别的聚会》，昆德拉作品正式引入中国。这股昆德拉浪潮，对当时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昆德拉也让许多中国人的视角转向东欧，开始挖掘这一文艺与思想的富矿。

当然，相比同期引进的其他东欧作家，昆德拉显然更为走红。这多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美学热有关，昆德拉作品在美学和心理学层面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种热潮。

相比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人生。

很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