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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正"深刻變革" 巴菲特退休,美國夢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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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比巴菲特小14歲的阿甘代表了藍領的美國夢,那巴菲特一定就代表了白領的美國夢。阿甘的故事告訴你,即便你有著先天的殘疾,腦子很笨,但可以靠努力過上想要的生活。巴菲特的故事告訴你,20歲的你只有1萬美元,但94歲的你可以有1600億美元。


相隔太平洋,這也曾是我們的信念。

1994年《阿甘正傳》上映之後,人們深受感染:“無論逆境多麼巨大,美國夢都觸手可及。”


這一年,巴菲特的收益率也穩定地到達頂峰。他完美的70年職業生涯也是美國完美的70年國運。它不斷勝利,贏下二戰,贏下冷戰,是天許之地,是“美國例外”。

前幾天,巴菲特退休了。在最後一場股東大會的謝幕演出上,他也對繁榮了70年的美國資本主義做出了總結。

三年前退休的橋水基金創始人,“對沖基金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經理”達利歐,近期也非常活躍,他做出預言:舊世界正在解體。這個舊世界,不僅供養了巴菲特的成功,也構建了我們的世界觀。

大型基金的管理人,是對世界變動最為敏銳的一群人。他們的職業本質,是為未來下注;投資者為他們的判斷力支付高額費用。激烈的競爭機制迫使管理人的思考必須有前瞻性,同時又腳踏實地。

那麼,巴菲特是如何總結的,達利歐又是如何預言的?

一、大教堂和大賭場

巴菲特將美國資本主義分為了AB兩面:A面是光明的大教堂,B面是陰暗的大賭場。大教堂為美國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大賭場裡什麼玩法都有,時不時也有暴富神話。

大教堂是美元世界體系。美國是最大的逆差國,幾乎不生產商品,但卻享受了幾乎最高的生活水平,就是因為美元有世界性的購買力。

大賭場則是以美元為籌碼的各種市場:納斯達克、石油、黃金、加密貨幣、房地產、國債。抱著保值增值想法的賭客,大部分都需要先在賭場的門口把自己的資金兌換成美元,再去桌上試運氣。資金量小,膽子大的去玩賠率最高的俄羅斯輪盤(納斯達克、加密貨幣),目的不是翻倍,而是翻身;資金量大,膽子小的去玩勝率最高的21點(國債),跑贏通脹就是勝利。

大教堂撒出去的美元,再通過大賭場回到美國

與其說是美國的武力統治了世界,不如說是美元世界體系統治了世界。前者可以靠一場民族國家間熱戰解決,而後者形成的關系牽一發而動全身,幾乎消除了全面脫鉤的可能性。全世界的有產者,都或多或少與美元世界體系有關。

巴菲特知道,重要的是A、B面相互依存。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讓B面代替A面,A面才是B面存在的根基。

更更重要的是,他是大賭場裡賺錢最多的賭客之一。

所以他並不希望關稅武器化,因為這將阻斷商品源源不斷地被送到大教堂。美國應該繼續貿易,他認為,“世界其他地區越繁榮,我們也就越繁榮”,“我們應該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其他國家也應該做他們最擅長的事。”

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不僅僅是關稅,而在於更深的層次。

達利歐認為我們當前所經歷的,將是歷史性的劇變,美國和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深刻變革”,堪比上世紀30年代。貨幣秩序、(美國)國內秩序和國際秩序,正處於徹底改變的邊緣。

二、貨幣秩序的症結:美國國債

美元世界體系成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美聯儲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使得全球投資者認可美元的低通脹和安全性。然而老生常談的美國國債問題當前已經極其危險。隨著2008金融危機和2020疫情的兩次超級放水,美國國債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22%,也超過了二戰時的頂峰。

這才有了馬斯克雄心勃勃的政府效率部的計劃。可惜的是,2024年10月還聲稱要“至少從聯邦預算中削減2萬億美元”的馬斯克,在僅僅三個月之後就發現這個目標“過於理想化”。

更可怕的是,2025年特朗普就職80天之後美國的政府開支,甚至還要高於去年同期1540億美元。

沒有什麼能阻止這輛狂奔的火車。草草去職的馬部長,黯淡得就如《大明劫》裡的孫傳庭。



無法降低開支,試圖讓市場購買更多美國國債也變得困難。隨著貿易戰的推進,日本中國等老主顧開始了觀望。但關稅並不是全部原因。早在一年前,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若昂·戈麥斯就警告過:“我們過去可以指望中國日本投資者和美聯儲來購買債務。所有這些參與者都在慢慢退出,實際上現在都在拋售。”

今年2月,達利歐對美國國債做出過推演。他認為未來三年將是美國國債的一個重要關口,一旦美國國債無法在這個時間窗口內達成平衡,對國債的需求就會顯著落後於國債的供應,進而導致國債收益率上升,給美國的財政帶來更大的壓力,最終帶來一場“經濟心梗”。

為了避免這個結果,達利歐認為美國的赤字率需要降到3%以下。然而,如果特朗普的減稅計劃落地,赤字率將上升到7.5%。這是個萬億美元的鴻溝。

死了馬屠戶,得吃帶毛豬。

美國的財政政策也讓巴菲特感到害怕,他認為美國財政赤字已經“不可持續”。

在達利歐看來,面對這種情況央行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放任其發生,要麼選擇大量印鈔”。但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央行往往迫於壓力大量印鈔,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而對此,市場將用腳投票,不再把美元作為保存財富的方法,美元世界體系也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也是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的推演結果:“政府的自然做法是讓貨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貶值。”


三、美國國內秩序的症結:陷入內戰?

美國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一直是吸引人才和資金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些年來,尤其是大選先後所顯現出的社會撕裂,在達利歐看來已經是美國內戰。

大教堂越發龐大,越發需要依賴大賭場產生的抽水利潤來維持。但大賭場的問題在於不能像制造業一樣養活一個數量龐大的工程師中產階級,於是美國國內財富、教育與機會的巨大鴻溝導致政治深度分裂。2024年美國大選出現的政治奇觀是,左右翼民粹主義同時感到幻滅。

更為魔幻的是,當觀察家們普遍認為白左坑害了美國,特朗普當選是美國自我糾錯能力的體現時,半年之後,矯枉必須過正的特朗普對美國似乎產生了更大的傷害。

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自由派知識分子持續進攻:《大西洋月刊》已經連續數周將特朗普放在自己的頭條,將他稱為美國的“Mad King”,是美國暗黑時代的重新到來;《紐約客》甚至專門撰文告訴美國人應該怎麼使用社交媒體和硬件設備來反對特朗普。4月2日,民主黨參議員科裡·布克在參議院發表了長達25小時的反特朗普演講,他說,特朗普政府似乎決心要摧毀世界秩序傳統,以及美國基本憲法原則。

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美國明明仍然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為什麼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上的人群都會感到失望。本應為這個國家提供緩沖的中間階層去哪兒了?

達利歐認為,這是貧富差距帶來的值觀差距,美國大多數人缺乏增加自身收入的能力。盡管美國仍然有著大量技術領先的獨角獸,但大約只有300萬人與之有關,占美國人口的不到1%。與之相反,60%的美國人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他們沒有辦法賺到錢,美國社會就無法保持穩定。

曾經懷揣著美國夢,在汽車廠裝配線上工作的中產階級,已經逐步倒在制造業遷移和自動化的夾擊之下。他們無法再為這個國家提供緩沖。

四、國際秩序的症結:混亂是階梯

讓制造業重新回到美國能解決這個問題嗎?我們不妨先看一下當下美國資本主義的運轉邏輯。

全球化是支撐美國資本主義運轉的核心。在全球化中,美國之外的國家提供廉價勞動力,承接外包,跨國公司自由地在全球選擇最便宜的解決方案。這可以向大教堂源源不斷地輸送利潤,大教堂也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商品和服務。


這也是巴菲特的價值投資能夠成立的前提,他選擇了在這個過程中最受益的對象:最能依靠全球化降本的跨國公司(蘋果),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的核心資產(比亞迪),並在經濟周期的低點逢低買入。

然而,如果其他國家崛起,更多地考慮到民族利益,企業不再完全以經濟利潤為導向做決策,大教堂的供應鏈將出現斷裂。通貨膨脹會不可預測地飆升,大教堂不再能夠提供最便宜的酒水和飲料美國資本主義的未來將出現變數。

特朗普的應對方法是貿易戰,以制造業回流為威脅,要求中國讓渡更多的利益。這種方法有過成功的先例:美國分別曾用廣場協議和亞洲金融危機,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然而與這些曾經的世界工廠相比,中國是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美國一位投資人近期對此做了分析:中國不會把利潤置於國家尊嚴和主權之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初時做出的承諾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才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合法性所在。所以,用“掙不到錢”勸說中國人在貿易戰中就范是不可能的。

中國不是想要站著把錢掙了,而是:站著,比掙錢重要得多。

他似乎比很多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認知還要清晰。

主觀意願之外,客觀事實也是制約條件。

中國之後,美元的世界體系也終於走到了地理上的極限。印度越南似乎無法完全承擔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巨大體量。早在十年前,蘋果就已經開始推進產業鏈的印度化。但據《金融時報》最新的分析,約 85% iPhone仍在中國組裝。蘋果使用的 187 家供應商中,只有 30 家沒有在中國開展業務。一些iPhone的核心組件根本無法脫離中國,比如由一整塊鋁材制成的iPhone的中框,加工這塊金屬需要的機器,只有中國才能大規模生產。

《金融時報》的結論是:“將生產轉移到美國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

制造業之外,貨幣也暗流湧動。嗅到美國無法再像之前一樣有著強大的控制力之後,美國的盟友們開始蠢蠢欲動。

一貫謹慎的日本,終於出手。5月2日,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發表聲明,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已經成為日本在貿易談判中的“底牌”。這背後的信息昭然若揭:日本不再滿足於單純扮演被動的金融盟友角色。面對美國日益增長的關稅壓力、貿易依賴以及戰略自主性問題,它准備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主動應對這一局面。

這證明了日本精英階層在與美國打交道時愈加堅定的信心。

《金融時報》歐洲經濟評論員馬丁·桑德布也為歐元的未來發聲: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為歐元與美元競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歐洲領導人應擺脫政治上的顧慮,果斷采取行動,發行統一的歐洲債券,構建以歐元為基礎的安全資產。

混亂是階梯,占領美元留下的空白地帶的意圖已經不能更加明顯。

達利歐說,我們已經回到單邊主義、強權即公理的環境中。在“美國優先”帶來的一系列變革下,我們所熟悉的,曾經維系國際體系的規則已經不再適用。國家不能再只專注於賺錢,因為曾經的世界警察已經宣布,它的主要工作不再是維護秩序,而是自身利益。之前被美國資本主義熨平的地緣政治沖突,將重新回歸,成為新秩序構建的必經階段。

五、閣中帝子今何在

巴菲特像是美國的福建人,相信一命二運三風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出生在1930年的美國是他抽中的卵巢彩票。美國的國運是他成功的前提。

未來十年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最堅定做多美國國運的巴菲特也產生了些許動搖,他治下的伯克希爾已經連續10個季度減持股票,2024年一整年拋售了價值超過1340億美元的股票,現金儲備規模創下歷史新高。

達利歐說,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抗通脹資產,時刻考慮到地緣政治的風險,並保持流動性。

時過境遷,很容易讓人想到王勃在高朋滿座的宴會上,在一氣呵成《滕王閣序》的後附的那句詩: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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