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與色鬼｜蔡瀾身後,一段至死不休的風月公案

2025-07-06 | 來源: 文娛春秋Plus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如果陳寶蓮在拍攝過程中感到了強烈的被逼迫和羞辱，那麼在電影完成後，她的言談中應該會有所流露。然而，縱觀1991年7月之後的報道，我們看不到這樣的內容。

1991年8月9日，《華僑日報》報道，在《燈草和尚》拍完後，陳寶蓮接著拍攝了另一部需要裸露上身的電影《花街狂奔》。在這篇報道中，她表達出了自己的強烈不滿——指責一家雜志社違反合約，將她的劇照二次出版。她認為這是“電影公司和出版商不尊重她”，並保留了追究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憤怒指向的是肖像權商業糾紛，而非拍攝本身。

兩天後，8月11日出版的《華僑日報》裡，記者直接問她關於《燈草和尚》的暴露程度，她的回答是：“一般啦，我預咗咯”（以掋吧，我跃燅Wち系攪耍� 。這句廣東話，傳達出一種“意料之中、習以為常”的態度。報道再次強調，她願意在拍攝中裸露上身。

這些拍攝後期的報道，並未提供任何關於“被逼迫”的直接或間接證據。相反，它們呈現出一個對自己工作性質有清晰認知，並懂得維護自身商業權益（如肖像權）的藝人形象。

蔡瀾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他處理演員不願意拍攝某類戲份的處理模式。在《吾愛夢工場》裡，他詳細描述了如何讓一位怕蛇的女演員與蛇“親熱”演戲。

他的方法，自詡為一種“心理戰術”。他先是利用競爭者的存在制造壓力，然後又通過“為了要達到目的，毒蛇也能為伍”的外國諺語進行心理建設，最終讓女演員自己克服了恐懼，成功完成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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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則故事裡，蔡瀾談到一位導演要他去說服老板，他回憶：“我通常不要求導演剪一兩個鏡頭，而是把整場戲拿掉。只要接得有理，導演到最後還是會折服的。”

這些例子展示了蔡瀾作為制片人的典型工作方式：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一個有說服力的說客。他擅長找到問題的根源（演員的恐懼、導演的固執），然後用對方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藝術價值、邏輯道理）去解決它，最終目的是讓“產品”——也就是電影——能夠順利完成。

將這種方法論套用在陳寶蓮的案例上，當年報紙上“開導與鼓勵”的說法，似乎比網絡上“威逼與脅迫”的傳言，更貼近蔡瀾一貫的行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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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8日，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的一則報道裡，刊出了陳寶蓮母親的專訪，其中，詳細談及了陳寶蓮為什麼會拍攝《燈草和尚》——那篇報道的標題是《陳寶蓮搞成這樣陳母後悔莫及》。

當時，陳寶蓮問題不斷——

先是在1998年9月，經大師指點，改名趙瑄汶，並皈依佛門，法號明慧；1999年3月，疑以死要脅幹爹（黃任中）不遂，服過量藥物自殺；1999年10月攜帶安眠藥在身，被日本海關拒入境，又因沒有台灣地區簽證被拒入境，最後被遣送返港，在台北機場大吵大鬧；1999年11月在台灣買珠寶不給錢兼打人，被送到警局又大吵大鬧；1999年12月在倫敦與人打架被判監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