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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與色鬼|蔡瀾身後,一段至死不休的風月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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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道德”上有虧,但,這和蔡瀾是否“逼迫”陳寶蓮,仍然是兩碼事。


當記者問及是否願意為《花花公子》雜志拍照時,陳寶蓮表示該雜志確有接洽,但她認為“時機不成熟”,因而推掉了 。

這足以證明,當時的她雖然未滿十八歲,但有著自己的判斷標准以及自由的選擇權。


一系列報道,勾勒出的陳寶蓮,是一個對未來充滿憧憬、對行業規則有一定認知,並在家人支持下做出職業選擇的年輕藝人形象。

陳寶蓮有顧慮,更有對成功的渴望。正如她在一則報道的結尾,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期待:

“盼望《燈草和尚》能夠打出一條新路,改變我的一生。”



在陳寶蓮簽約拍攝《燈草和尚》的1991年,蔡瀾已是香港乃至亞洲電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邵氏兄弟和嘉禾兩大電影帝國都擔任過高層,監制了包括成龍在內的不少成功商業電影。

1980年代末期,他成立了自己的大路電影制作公司,也就是《聊齋艷譚》的投資方之一。當然,他的身份不止電影人,還是作家、美食家、旅游家,一個涉獵廣泛、品味不凡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對於電影,蔡瀾更多是以“玩”的心態投入其中。

在蔡瀾的著作《吾愛夢工場》和《蔡瀾談電影》中,他毫不掩飾自己是電影“玩家”。在書中,他開宗明義:“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玩具。許多人當它是一生的使命,那太沉重了。”他認為,“拍戲的過程才是最大的享受,它帶了我周游列國,洞悉人生。”

這種心態,也體現在他對電影商業性的坦然接受上。他直言:“我們尊敬藝術電影,愛藝術電影。但‘商業’這兩個字並不肮臓,我從來不因此而感到羞恥。”他剖析了香港電影的生存環境:“比起日本,我們的市場非常窄小……為了生存,盡量拍迎合觀眾的娛樂電影,只希望片子能賣錢就滿足。”在他看來,香港電影必須“打爛戰”,因為它“只求生存,要活下去” 。


精通世故,商業務實,將電影票房大賣視為第一要務,凌駕於藝術水准之上,這就是1991年,未成年少女陳寶蓮面對的那個男人。



要理解《燈草和尚》的誕生,必須將其放回1990年前後香港電影的特定歷史語境中——那是一個香港電影工業空前繁榮,同時也是極度內卷和殘酷的時代。這種極度市場化的運作,導致了類型片的泛濫,制片方會迅速復制任何被證明能夠賣座的元素。

1988年11月10日 ,香港關於電影分級制度的法例《1988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正式生效, “三級制”成為港片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三級片,正是在這一時期興起的產物。它以最低的成本、最直接的感官刺激,精准地抓住了部分觀眾的需求。對於制片方而言,它是一種高風險但可能高回報的賭博;對於許多新人女演員而言,它則是一條充滿荊棘卻看似快捷的成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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