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长平:一场延迟了二十年的流亡

《外滩画报》创刊号，其初期以时政报道为主，办报宗旨为“公信就是生命力”。（图片来源：澎湃）

长平回忆，这类情况在《南方周末》时期也并不罕见，但彼时的《南方周末》有更大的报道空间与市场支撑，甚至拒绝过一家国企300万的广告费，这一直是《南方周末》引以为傲的事情。“我们的逻辑是，我们不被你收买，但我们相信出于正义良知原则的报道是有市场的，真相是值钱的。有了市场，我们不愁广告。这是当时很多媒体人的想法，在《南方周末》的结果是成功的。”

《外滩画报》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有心把《南方周末》经验移植到上海，推动一套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所必需的新型新闻理念。然而事实是，水土不服的《外滩画报》遭遇了失败，这是因为上海的审查环境、同行理念跟广东完全不同。

创刊不久，他们几乎每日收到三至四条禁令。主管单位受到压力，被强制要求将《外滩画报》转给上海文新集团。此后报社仍试图继续批评性报道。有一次，集团因此被整体处罚，导致文新集团上千名员工收入受损，《外滩画报》亦在集团内部引发不满。市场层面，报纸的发行受限，定位逐渐向都市时尚转型。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关注长平，多次约谈。2003年，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外滩画报》并不是个例。2003年，文新集团创办《东方早报》，光明日报与南方报业合作推出《新京报》，都吸引了不少《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前记者与编辑加入。这些新兴媒体一度被寄予“南方系全国扩张”的厚望。然而，它们很快在本地监管体系中遭遇现实碰撞，报道尺度迅速收紧，管理层和骨干人员流动频繁，最终褪去“南方系”色彩。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因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并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但很快，报社高层被检察机关调查，主编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相继被捕，其中二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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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长平结束访学返回中国，继续到上海《外滩画报》工作，担任执行副总编辑。2005年，他回到南方报业，参与创办《南都周刊》，担任副总编辑。

此时南方系已承受更强监管，人事安排更多基于更严厉的管制需要，宣传部门甚至“空降”干部担任其子报领导。

《南都周刊》创刊初期，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公民意识的觉醒，一些NGO组织、公益行动、法律援助项目等逐渐活跃起来。NGO、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等，构成了一种虽然微弱但真实的公民社会景观，连接了民间与“体制内”。

那几年，广州还存在一种相对活跃的知识氛围。比如“南都大讲堂”，经常邀请国内外学者演讲，话题常常相当大胆，从宪政、法治到环保、公共参与，也为城市里的公共讨论空间提供了支撑。

《南都周刊》在那个阶段，依然尝试拓展了许多边界，在城市报道与公民社会议题中寻求空间。

据《南都周刊》一位前同事回忆，主编是最前线的“把关人”，也是最靠近现实的博弈者，长平一直为编辑和记者争取最大可能的空间，经常对手下的采编人员说：“先不要给自己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