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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大三女孩被心理咨询师强奸后自杀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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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根据咨询录音,王澍光在今年3月提出与受害人“分离”,表示要把她还给父母,并称不想成为其父母的仇人,他们的关系就此结束。在心理咨询中,咨访关系的结束一般是什么样的?


李雪娇:从临床伦理角度来看,真正符合伦理的终结必须满足几个要件:首先,咨询师应至少提前数周与来访者反复讨论结束的原因,让双方有充分时间做情感告别与风险评估;其次,要出具书面化的安全计划,列明当来访者出现危机时可以立即启动的联系方式与就医流程;最后,提供可行的替代资源或正式转介,保证支持链条不断裂。

当王澍光在3月份忽然提出“以后你要回归父母,我得退出”时,表面上像是在践行一个成熟的分离计划,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防御性切割。在动力学视角中,防御性切割常见于施害者预感到自己的不当行为将被第三方发现或即将失控的节点。


澎湃新闻:在正规的心理咨询中,如果咨询师发现和来访者有特殊关系,应该怎么处理?

李雪娇:在心理咨询行业,这被称为“双重关系”,是指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除了专业的帮助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社会、情感或利益上的联系,例如亲属关系、经济往来、宗教隶属或朋友圈重叠等。这类关系极易带来权力失衡与角色混淆,会直接损害来访者的信任感与心理安全,干扰咨询师的判断,甚至使专业关系变质为操控性依附。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伦理守则》(APA, 2017)和《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伦理守则》(APS, 2014)的规定,咨询师一旦察觉双重关系的可能,应立即采取四步措施:(1)进行伦理风险评估;(2)向来访者充分披露并讨论选择权;(3)征询临床督导意见;(4)在必要时进行转介,并做好书面记录。这些步骤的核心是确保来访者处于知情、自由、自主的地位中。

若王澍光以心理导师、成长陪伴者等身份与受害人建立非正规心理关系,属于未建立起基本的边界意识。在没有专业伦理训练的前提下,模糊自己与受害人之间的多重身份,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与认知操控之实,实质上已违背了心理助人关系中最核心的伦理原则——不伤害与尊重自主性。这样的双重关系是一种结构性伤害的温床,应当引起心理行业与司法体系的高度警觉。

澎湃新闻:本案中,受害人向王澍光表达过自杀意念。在真正的心理咨询中,若来访者展现出自杀意图,咨询师应该如何处理?


李雪娇:在面对来访者表达自杀意念时,心理咨询师所承担的不仅仅是陪伴角色,更是风险评估者与生命守门人。国际通行的做法要求咨询师对自杀风险进行结构化评估,常见的工具包括S.L.A.P.模型(计划的具体性Specificity、方式的致命性Lethality、方法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是否有人可干预Proximity),以及其他量表工具。在评估基础上,咨询师需与来访者共同制定安全计划,其中包括情绪预警信号、自我调节策略、社交支持名单及危机热线资源。

当风险评估显示自杀意念具备高度现实性与可操作性时,咨询师有责任及时启动外部支持系统,包括转介至精神科急诊、甚至在必要时启动伦理例外机制,即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打破保密原则,采取干预行动。这种伦理判断的依据是“可预见的、紧迫的、不可逆的伤害风险”。

但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缺失这一应急系统的“伪咨询关系”——既没有任何形式的风险评估,也没有提供求助路径,反而用灵性修行、自我进化等话语否定受害人对痛苦的表达,并构建了一个封闭、孤立、去社会化的心理环境。在这样的结构中,受害人不仅被剥夺了对情绪的理解能力,也被剥夺了向社会发出求援信号的权利。她的死亡可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心理事件,而是一个长期情感操控系统失控的结果。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心理咨询的“专业伦理与机制”无法替代。如果一个心理工作者不能在面对自杀风险时作出专业判断和行动,那他的身份将不再是帮助者,而可能成为“见死不救”甚至“加重风险”的合谋者。

“若施暴与安抚来自同一源头,其控制力远强于单纯暴力”

“一旦关系中出现排他性解释权加上对拒绝的惩罚,应立即亮起红灯并求助外部系统”

澎湃新闻:受害人在遗书中表示,自己被性侵后更加离不开嫌疑人,若侵害属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李雪娇:第一层观感往往是不可思议——常识告诉我们,被侵犯应该导致厌恶与远离,可在严重依赖型关系里,却常出现“越受伤越粘连”的悖论。原因要从大脑的“条件性奖赏回路”说起,施害者掌握了唯一安抚渠道,一旦同时扮演“制造痛苦”与“提供止痛”的双重角色,受害者在神经层面就被训练成对同一个人产生“恐惧+安慰”混合反应。这种混合尤其容易在创伤后释放大量内啡肽与催产素,使情绪像被绑在过山车上——高度紧张之后紧接着是深度依恋,形成“创伤高潮”。在1970-1980年代国内外的聚众传销、极端宗教乃至战俘营研究中,都记录了类似模式——施暴与安抚来自同一源头,其控制力远强于单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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