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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六四三十六周年: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

一部电影中的五分钟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着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着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着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着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可是没有。

我总是会想：为什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总是如此擅长盖楼，却不擅长盖碑？

这个问题在梦里问不出口，却总在醒来时回荡不去。

我也梦见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梦见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梦见白纸运动里举起双手的年轻人，在南方周末大厦门口献花的市民。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悲伤，而是带着一种奇异的安静——像知道自己会被消音，却仍决定开口。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的形式，被迫变得轻巧——像气球那样，看似飘浮，实则为了逃离地心引力的重压。

更深一层的压缩，是语言本身的遗失。我们没能亲眼见过的事，该如何说出口？该用什么字句，来形容那些我们未曾体验却深受其影响的伤口？而当一代人无法为自己的历史命名，他们也就失去了为未来发言的权利。

我想，有些记忆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压缩成更小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句话、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深夜的搜寻纪录、或是一场反复重演的梦。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画面，是帐篷。五月的北京，天气还未完全热起来，学生们扎起一顶顶帐篷，像一座流动的城市。他们席地而坐，有人写标语，有人举着喇叭念声明，有人躺在地上看书。他们喊口号：反对腐败、新闻自由、民主改革。他们说他们不是造反，而是爱国。画面闪过，一个男生在广场中央洗脸。他动作熟练，眼神清亮。他的旁边放着一张卡板，上面写着：「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愿沉默。」

远处是人民大会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广场空旷又宽阔，像是特别为等待设计的舞台。

接着是绝食。学生们开始不吃东西。他们躺在地上，面色苍白，身上挂着牌子写着：「用生命唤醒良知」。有医学生自备吊瓶，有志愿者递水递盐。他们说：「我们身体虚弱，但心很坚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广场周边挤满了市民，公交车司机也来了，老师、工人、小贩、甚至孩子。有人递面包，有人举牌子，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站着。

然后是一阵风。有人说，那天北京风很大。也有人说，那风不来自天气，而是来自某种气氛的转变。人们开始觉得不安——电视上播出部队「维稳」的画面，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想离开，但又舍不得离开。

然后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军队开始向城区推进。车队从西郊进城，手里拿着实弹，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传出枪声的地点。子弹不是朝天打的，是对着人群。一位市民用身体挡住一个学生，倒下。他的朋友说，他是自愿的。镜头晃动，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别开枪！」有人举起手臂示意无武装。子弹没有停。有人躲进路边的花坛，有人倒在脚踏车边，有人跑进胡同就再没出来。

到了凌晨，坦克开进广场。有学生还在坚守，也有人准备离开。传言四起，有人说「部队会讲道理」，也有人说「要流血了」。四点多，一队学生与最后留下的教师代表谈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国际歌》，歌声很轻，但整齐。

到了清晨，广场空了。天亮后，一切恢复秩序，地面被冲洗过，帐篷被拆除，旗帜被烧掉，口号被擦去。只留下两张照片，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面前，还有另一张，是一位母亲在医院走廊里守着她儿子的遗体，眼神空洞。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几百，有人说几千。政府说「没有人被杀」。真相也像广场一样，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但人们记住了。用低声交谈、用藏起来的日记、用多年后还愿意站出来的母亲，记住了。即使无法说出口，那些记忆也没被删除，而是被转存到一种更深层的位置——与梦并存，与身体并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时我想，那不是因为我看过纪录片，也不是因为我读过太多文章，而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与那些人连接着——他们用力奔跑的方式，他们倒下时的姿态，他们眼里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这种连结无需经历，却从未被剪断。我总是在想，无论我现在将来身在何方，凭借共同的记忆，我会认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我会认出我们。

被消灭的记忆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着《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着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着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着。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着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着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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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着：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着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着。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我们还记得那位在成都街头高举白纸的女孩，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眼神没有。记得在广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围观群众高喊：「释放她！」记得在清华，学生手写海报，写上「民主」、「法治」，写上「不要让恐惧成为常态」。

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着，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着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着过去，也对着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我们所记得的，不只是死亡，也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可以彼此联结，超越惧怕，并肩站在一起。这种记忆，有时候会很痛，但它从不孤独。因为它把我们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带在了一起。它提醒我们，在分裂与误解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通点：我们都曾经失去过，但我们都还没有放弃。

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

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

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

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着如何活着、如何记得的人。

我们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为彼此留下一点空间——说话的空间，互相信任的空间，重新靠近的空间。

可是，如果我们还能聚在一起，为一个不能说的事件默哀，为一个不再出现在书里的日期点起烛光，那么这个时代，也许还没有完全输掉。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

因为——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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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游客 [辛.香.氏.说]	2025-06-05 00:17
In Western world,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things we cannot talk in the public under cancelling culture. There is no absolute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real world.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get hurts from your words. The simplest example is not to say anything good for China in the public. Is that the reality that there is nothing good in China? I do not think so. People in this society just cannot be allowed to say anything good for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systems. This is just... [More...] 赞 1 踩 1 回复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