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顛覆了保守主義?一場來自其內部的"漫長復仇"

2025-06-02 | 來源: 新京報書評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羅伯特·阿方索·塔夫脫（1889—1953年），美國前參議員，保守主義重要代表人物，美國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長子。

小塔夫脫在與艾森豪威爾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更右翼的派別在冷戰的大環境中蟄伏下來。但是，福西特指出，雖然塔夫脫敗於艾森豪威爾之手，但他的主張卻在之後仍然在共和黨右翼中流傳下來，1952年後的三十年保守主義政治史就是一場“對1952年的漫長復仇”（實際上，從今天的情況來看，這場復仇的時間長度遠遠超過三十年，而是八十年）。

在這個蟄伏期內，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有兩處新的不滿為右翼保守主義添磚加瓦，使他們在地底“悶燒”：一是白人對解除種族隔離的抗拒，二是基督教保守派對世俗放縱的反對。通過兩個人——參議員巴利·戈德華特和《國家評論》雜志的總編威廉·巴克利——的努力，反全球主義、反大政府、種族憂慮和反非宗教這幾條線很快匯聚在了一起，各取所需。

但此時右翼保守主義仍然不成氣候。1964年，戈德華特在與林登·約翰遜的競選中以懸殊票數差距一敗塗地。巴克利也自我調侃說《國家評論》不過是自由進步時代的宮廷小丑。不過，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通常都認為，正是戈德華特接納了從民主黨那裡叛逃出來的白人，重組了共和黨的基層組織，從而為以後的保守主義革命打下了基礎。《國家評論》雜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成為美國保守主義者的重要媒體，為右翼保守主義掌握陣營內的輿論主導地位立下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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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70年代的右翼保守主義的堅持生存最終為他們贏得了政治勝利：裡根革命。不過，福西特認為，裡根與其說是右翼保守主義的明星，倒不如說成功地利用了彼時的形勢。裡根極有個人才華，擁有精明的調和能力和運氣，這使得他能夠在不執行右翼保守主義議程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執政基礎。他用對大政府的攻擊和不滿成功地統合了不同的保守主義派別，同時也能有效克制右翼派別的沖動。比方說盡管他一直批評政府揮霍無度，但裡根政府實際上並未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又比方說，他在1988年發表演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所使用的言辭是今日的共和黨人所不會使用的——“我們的和平貿易伙伴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盟友。我們應該警惕那些隨時准備向我們的朋友宣戰的煽動家，他們一邊玩世不恭地揮舞著美國國旗，一邊削弱我們的經濟、國家安全和整個自由世界。國際經濟的擴張不是外國入侵，而是美國的勝利，是我們努力實現的勝利，也是我們對和平、繁榮、自由世界的願景的核心。”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差不多二十年），是右翼保守主義日益壯大的時代。不過，在這一時期內，裡根的政治繼承者仍然是溫和的保守主義者。在當時，這些溫和保守主義者沉醉於自己的國際成功之中，在自由貿易、一體化和多邊主義等議題上同自由派達成妥協與共識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第三條道路”成為一個響亮的口號）。他們有時也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他們反對過分的福利資本主義，也反對過分的種族平權運動（他們認為這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會適得其反），關注被自由派所忽視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基礎。但同傳統保守主義不一樣的是，他們非常樂觀，對人性或人類前景不持悲觀態度，持有進步觀念。“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個處處平等的社會，而是一個開放、包容、流動和多元的社會，他們希望調和而不是閹割資本主義。他們是自由主義的保守派或者保守主義的自由派。”這些新保守派沉湎於自己的成功之中，看不到時代的結束與轉換，也沒有看到自己陣營中逐漸增加的不滿聲。

隨著時間過去，冷戰共識終於在沒有冷戰環境的制約下破碎了。在二十一世紀到來之後，“硬右翼”（Hard Right）逐漸崛起於選舉之中，將新保守主義從王座上拉下了馬。福西特用硬右翼這個詞取代極右翼的理由是，極右翼這個稱呼會讓人誤解只不過是右翼中的邊緣角色，但實際上他們是當下右翼的中堅、主流，溫和保守主義才是冷戰時期的特殊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