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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地主強搶白毛女 曝原型羅昌秀救出時四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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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地主惡霸非要霸占白毛女。四川羅昌秀的故事,比傳說更冷。她活過來,也留下了四張照片。


你看著她站在村口,滿頭白發,眼神空。沒人能說,那是個瘋子,還是活著的證據。

父親死後,誰都能欺負她


羅昌秀十六歲那年,父親死了。臘月,冷。

她記得父親走那天,地上還有雪。棺材抬出屋時,母親跪在地上,哭不出聲。她弟弟瘦得像根柴,跪不直。

埋了父親,家就散了。親戚不來,族裡人開始算賬。

幾天後,族人羅錫聯上門。說了兩句話:“你爸欠錢。你去我家幹活。”

她去了。不敢不去。那天她背著包袱,跟著他走進一個小院。

院子不大,門關上之後,她成了“債主的丫頭”。

第一天幹了十四個小時。放牛、洗衣、掃地,還得搓麻繩。飯是糠,水是冷的井水。睡的地方沒有窗。蚊蟲咬得通宵翻身。

第二天,衣服被扒了,說她“身上臭”。晚上她想逃,被打斷了門板。

她問:“我到底欠你什麼?”



羅昌秀

羅錫聯說:“你欠我家飯吃,你爸欠我家命。”

那天起,她不再說話。像個啞巴。

她開始流血。身體疼得厲害。羅錫聯半夜端來一碗酒,說:“女娃要懂事。”她嚇得翻牆。摔破了腿,還是跑了。



她沒地方去。只能上山。

那個山叫斷頭山,過去沒人住,只有打獵的人路過。石縫大,野狗多,風一吹就像哭。她鑽進山洞,開始了一場逃命的日子。

她不瘋,她在活

山洞小,黑。風一夜不停。她靠著牆壁坐著。地上是潮的。手裡抓著一塊石頭,像抓著命。

她餓。餓到連樹皮都啃。野菜、蟲子、腐果,能吃的都試過。冬天吃雪,夏天喝露。

沒有火。點不著。沒鹽,頭發開始掉。後來長出來的,是白的。

她用藤條綁住衣服。腳被劃傷,用草纏。眼睛發紅,牙齒松。有人說她瘋了,她心裡卻清楚。瘋子不會每天記日子。

她數著自己進山的第100天。那天,她看到村裡人在山下走。她不敢出聲。怕被抓回去。她知道,被抓回去,就不是人。





時間不知怎麼過的。她說,靠著那塊石頭。太陽一曬,她就暖;雨一來,她就躲。白天怕蛇,晚上怕夢。

後來,山下的人說,那山裡有“野人”。也有人說,是狐狸精。

她聽見他們笑。想出去,又退回洞裡。沒人相信她活著。

1950年,村裡分田了。她家的名字被抹掉,說她死了。她弟弟也沒找她。她覺得自己真的死了。

直到1956年。她弟弟進山打柴,在一處山洞口看到動靜。他靠近時,看見一個女人。皮包骨,頭發白。披著草衣,坐在地上不動。

他叫:“姐?”她不說話。只是看著他。

第三天,她下山了。穿著草衣,腳是黑的。村裡人看見,都圍上來。有人嚇跑。有人說“她變成仙了”。有人說,“她活該死。”

她站在村口,看了一圈。像找原來的家。可都變了。

那天,村幹部來問話。她只說一句話:“我沒瘋,我在活。”

她活著回來了。帶著白頭發,和一身傷痕。

重新歸來,歷史的傷口

1957年,羅昌秀第一次踏上了自己熟悉卻又陌生的故土。村口的那棵老榕樹依舊矗立,可她早已不再是那個無助的少女。




羅昌秀

“白毛女”,這個名字開始在人們口中流傳開來。她沒有主動去解釋什麼,只是默默地接受著這份給她加上的標簽。她回到了村裡,但已經回不到曾經的生活。那段流亡的歲月,是她身體和靈魂的烙印。

羅昌秀的家並沒有太多變化,父母的舊物還放在一旁,但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她的眼裡只剩下對過去的懷念和對未來的迷茫。

她弟弟看著她,總覺得有些陌生。每當他試圖關心她,問她過得好不好,她只是低下頭,不再說話。沒有淚水,也沒有笑容,仿佛已經習慣了沉默。

1958年,當地政府組織了一場關於“白毛女”的文藝演出。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受壓迫的女性和農民。羅昌秀也受邀前去觀看那場演出。

她沒想過,自己竟然成了一個劇本裡的角色——那個永遠不能擺脫悲劇命運的“白毛女”。

那晚,劇院內的觀眾席坐滿了人,熱烈的掌聲中,台上演員用流暢的舞步和歌聲演繹著她的故事。





羅昌秀看著,眼淚悄悄地從眼角滑落。她知道,這些演員在台上展現的悲情和掙扎,正是她曾經歷過的。這一切是那麼真實,卻又如此難以面對。

台下的觀眾歡呼著,然而她的內心,卻無比沉重。

她沒有再表現出任何情感,只是默默地注視著台上那個和自己相似的“白毛女”。她知道,這個角色,屬於她,也屬於無數曾經被壓迫的婦女和貧苦的農民。




之後,羅昌秀也曾被邀請參與一些活動,成為“歷史的見證人”。她被評為先進個人,甚至成了政協委員。

然而,這些榮譽和身份並沒有帶給她任何的安慰。每當她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逐漸蒼老的面容,曾經的傷痛依舊鮮活。

她問自己:“如果當年我沒有逃入那座山洞,如果沒有經歷那些荒涼的歲月,我會過上怎樣的生活?”

然而,沒有答案。歷史的傷口,早已深深鐫刻在她的心中。



羅昌秀

風景已變,命運未改

羅昌秀的名字,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被人們記住。

她成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符號”,一種象征著苦難與反抗的象征。然而,她自己並不希望被人記住,只想安靜地生活。

1970年代,羅昌秀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她在村裡經營著一小塊土地,過著樸素的日子。

雖然她已經不再是那個困在斷頭山的少女,但她的內心依然保持著某種戒備和冷漠。





她與村裡的親戚、朋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仿佛那些曾經的傷痛依然在她的內心深處縈繞。

1990年,她再次被邀請參加一個關於“白毛女”的紀念活動。

這一次,她沒有表現出任何的驚訝或者情感,只是平靜地坐在台下,看著那些年輕人談論她的故事。

她知道,那些人無法真正理解她曾經歷過的一切,他們只是從歷史書籍和老照片中拼湊出一個“英雄”的形象,而她,依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農婦,一個曾經的受害者。



羅昌秀

她感到有些無奈。歷史和記憶,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重擔。她不想再成為某種“文化符號”,也不願再背負著過去的標簽。她只想過一過平靜的日子,和土地、陽光、風雨做伴。

她曾經告訴過一個采訪的記者:“我不需要被記住,也不需要別人崇拜我。我的人生,只是一個過客。”那些話,她說得輕松,卻帶著無盡的痛苦。

2001年,中央電視台采訪了羅昌秀。面對鏡頭,她平靜地講述了自己的往事。那時,她已經80歲,身體逐漸虛弱,但她的眼神依舊清澈堅定。她沒有對過去的故事做任何修飾,只是如實地講述著那段屈辱與反抗的歲月。



2002年12月31日,羅昌秀因心臓病去世。她享年80歲。她的葬禮上,村裡的人紛紛前來吊唁。大家沒有說太多話,只有靜靜地站在一旁,看著這個曾經深藏在歷史塵埃中的人物安然入土。

“她的一生,是那個時代無法忘記的記憶。”有人低聲說。

羅昌秀走了,但她的名字和那段歷史,將永遠活在那個時代的每個角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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