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八成银行高管降薪,最高降幅82.4%

2025-05-24 | 来源: 财经杂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近年来，在业绩承压必须“降本增效”的现实下，多数银行高管薪酬不可避免出现缩水。

《财经》据Choice和银行2024年财报统计，42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33家银行管理层（包括董监高）薪酬总额出现同比下降，占比78.5%，最高降幅达82.4%。同时，受薪酬结构调整影响，不少银行出现“高管降薪、员工涨薪”现象。

从降薪后的绝对值看，国有大行高管普遍受“限薪令”影响，而拥有更加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的中小银行，高管薪酬则继续领跑，个人薪酬最高者超400万元。

1. 近八成银行高管降薪，结构调整渐次落地

“降息潮”之下，银行高管薪酬也明显缩水。

《财经》据Choice和银行财报统计，42家A股上市银行管理层（包括董监高）2024年度薪酬总额为7亿元，较2023年度的8.7亿元下降19.5%。42家银行中，九家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同比上升，33家银行下降，后者占比78.5%。

其中，涨幅最高的是华夏银行（SH.600015），2023年高管年度薪酬总额为1745.5万元，2024年增至2399.1万元，涨幅37.5%。此外，2024年高管年度薪酬总额上升的还有杭州银行（SH.600926）、南京银行（SH.601009）、青岛银行（SZ.002948）、瑞丰银行（SH.601528）、青农银行（SZ.002958）、江阴银行（SZ.002807）、工商银行（SH.601398）、贵阳银行（SH.601997）。

降幅最高的是长沙银行（SH.601577），2024年高管薪酬总额降至248.5万元，2023年为1411.1万元，降幅约为82.4%。这主要是因为长沙银行多位高管薪酬尚未公布。该行在财报中称，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终税前报酬正在确认过程中。《财经》注意到，如2024年聘任的新行长张曼、副行长罗刚等高管，薪酬均未披露。

光大银行（SH.601818）情况相似。该行2023年高管年度薪酬总额为2394.3万元，2024年降至983.4万元，降幅约为58.9%，也主要是因为部分董监高2024年的最终薪酬尚在核算确认中。2024年光大银行高管薪酬统计人数为14人，2023年统计人数为18人。

不过从个人看，高管降薪已成主流。例如光大银行副行长齐晔、副行长杨兵兵、董事会秘书张旭阳2024年税前薪酬均在150万元上下，都较2023年出现不同幅度下降；招商银行（SH.600036）行长王良2024年薪酬296万元，与2023年的345.32万元相比下降了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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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降薪其实是近年银行业发展变局的一个反映。在息差收窄、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下，银行经营压力普遍加大，不少银行均在财报中强调“降本增效”。

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也是近年一个重要变量。2022年8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下发，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有效平衡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大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力度等。

而后，多家银行明确“价值创造”，薪酬分配向价值创造的岗位倾斜。

例如建设银行（SH.601939）在财报中称，树立鼓励价值创造的考核分配理念，坚持薪酬资源向经营机构、前台部门、直接价值创造岗位倾斜；中信银行（SH.601998）称，以业绩贡献和能力展现为衡量标准的员工薪酬分配机制，不断优化和完善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将薪酬资源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郑州银行（SZ.002936）在2023年业绩会上提出“倾斜一线，优化资源配置”和“降本增效”的工作要求，明确高管薪酬在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基础上，自2024年起分两年每年压降10%。

在此背景下，不少银行出现“高管降薪、员工涨薪”的情况。《财经》据多家银行财报不完全统计，2024年，农业银行（SH.601288）、中国银行（SH.601988）、建设银行、交通银行（SH.601328）、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宁波银行（SZ.002142）等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员工薪酬总额同比上升。

2. 中小行高管薪酬领跑，个人最高超400万元

拉长时间来看，银行高管降薪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就拉开大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金融监管和银行治理中，更为关注决策层风险承担行为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系，更为关注治理工具对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在此背景下薪酬制度的设计也就更受重视。”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郑子龙此前在撰文《中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管理现状及趋势》中称。

中国监管部门也实施了一系列的干预和限制措施，其中包括2015年1月推出的、被市场便泛谈论的“限薪令”。

“限薪令”文件全称《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其对中央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总额实施了直接限制，而后反映在国有大行高管薪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