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亲叔叔猥亵后,一个家族的集体沉默

彼时，宋辰在宋海江朋友的装修设计公司做学徒。日常帮忙做一点儿设计，更多的是跑腿送文件、跑装修现场，以及跟老板一起应酬饭局。关于报警，他其实也犹豫，这种迟疑主要来自现实考量——担心报警会失去父亲这边的人脉和资源，以及在村里被人议论。宋欣为此求助了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律师，并劝宋辰跟律师沟通后再做决定。一个月后，宋辰找律师咨询后得知，即使报了警，也可以保护他的隐私。最终，他和律师喻志蕴签了委托协议，决定报警，开始走司法程序。

“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处理，当成是做一场不可避免的手术。”喻志蕴对他说，但这个手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后来，喻志蕴告诉我，之所以想要陪宋辰走这么一段，是想陪他经历这个疗愈的过程。她当时跟宋辰说，想让他在过程中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遭遇无动于衷或置之不理，是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走的。施害者也不会如他担心的那样，毫发无损地逍遥法外。

2022年4月18日，宋辰正式报了警，5月18日警方立案。2022年12月23日，宋金宇被刑事拘留，24天后被取保候审。

爷爷和姑姑在2023年底再一次上门来谈判。“想着年轻人受伤了，伤痛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被冲淡。”爷爷说。宋辰立刻否定了，他觉得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说自己“到现在依然很想死，想自杀”。

爷爷最后亮了底牌，说自己的宗旨是家和万事兴，如果非要打官司，搞得两败俱伤，“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村里所有人看不起我们家族。如果你们官司打赢了，我会把你们爸爸的物业全部都收回来”，“那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不想要钱呢？”宋辰不懂这是求和还是威胁，但他还是决定走下去。

“是姐姐代替了父母的责任。”宋辰告诉我，报警一直是宋欣在推着他往前走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受害者都是坚强的或者有信心的。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是很微小的，几乎没有，至少我看不见啊。是我姐去学习了很多东西，才走到这一步。其他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姐姐吗？”

走上法庭，算是宋辰主动为自己迈出的一大步。但彼时他告诉我，自己对结果没抱什么期待，“如果结果不好，好像（日子）也不会过得更差了。就算是一个好结果，他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他付出的代价有我付出的代价大吗？迟到的正义还能叫正义吗？”

开庭时，宋金宇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自己也一直否认犯罪。喻志蕴告诉我，由于报案时间太晚，这个案子无论是证据还是追溯时效上，都有些“先天体弱”，但宋欣提供的录音是很关键的证据。宋金宇自称“只是触碰了下体”，虽然他主观上认为这不属于性侵，但客观上证实了其确实对受害人实施了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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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辰本人的出庭也增加了可信度。虽然他的自述属于间接证据，但结合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过去几年的心理咨询和就诊记录，法院一审认为他的陈述“真实性高，具有明显亲历性”，“足以认定被告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事实”，适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第三款和第八十七条，判其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唯一的正反馈

那么当施害者被判刑，案子看上去有了不错的结局，受害的一方能就此走出来吗？

“走出来”似乎是大家的普遍期待，陪宋辰一路走来的宋欣、律师喻志蕴和心理咨询督导师隋双戈博士都跟我提到过这个词。但宋辰自己也不确定。

实际上，对宋辰来说，相比宋金宇，父亲的不作为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更深远。“我想杀了他”，宋辰不止一次说过，他原本不高兴的脸变得更愤怒了。

其实在事情最早被捅破的两三年，宋辰对宋海江是抱有期待的。如果他能“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比如报警或者提供经济层面的帮助，那大家可以继续“好好做父子”。但宋海江非但没有，他甚至在子女报警前，去为宋金宇找律师——他内心的天平，似乎还是倾向了亲弟弟这方。

“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一直刺激我的人。”宋辰说。

说过无数次想杀掉父亲后，2024年2月23日，宋辰真的行动了。当晚，他打电话给宋海江，说要去餐馆楼上的办公室找他。宋海江以为儿子要来谈判，其实宋辰“就是打算去弄他，办公室里什么工具都有”。他先是骂宋海江：“你还是个人吗？你儿子变成这样，你却什么都不做！”宋海江不以为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宋辰冲上去动手，但他太瘦弱了，很快就被父亲死死摁住。最终宋海江离开了办公室，留下宋辰将能砸的杯子、电器砸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