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亲叔叔猥亵后,一个家族的集体沉默

“如果家庭内部成员不把它当回事，是不是能从法律上寻求一些帮助呢？”宋欣告诉我，之所以坚定地想要报警，是因为宋辰觉得反复吃药复查影响工作状态，停止了去康宁医院的治疗。于是走法律程序成了宋欣唯一的办法，“我一直以来的动力，就是不要让弟弟死掉。”

寄希望于监护人去报警没有希望。2018年11月，宋辰成年了，宋欣打电话给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值班律师咨询。电话里，律师吕孝权告知她，案子可能涉嫌猥亵儿童罪，但证据和追诉时效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手物证已经不存在了，且案发至今从未报过警，已经超过了10年。一般猥亵儿童罪的犯罪追诉时效为10年，只有符合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等加重处罚情节的，其犯罪追诉期最长可达15年。

追诉时效的问题不难解决——由于受侵害时间持续了7年，犯罪行为的追诉可以从最后一次行为结束算起。最关键的是证据上的缺失。律师提醒宋欣，可以找宋金宇当面沟通，录音取证。即将挂掉电话时，律师询问了宋欣的身份。得知是姐姐后，对方有些震惊，“这事应该你父母出面，不是你去做。孩子被亲叔叔性侵长达几年，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干吗去了？这是他们的失职。”

2019年清明节家庭聚会后，宋欣亲自找宋金宇对峙取证。

那次对话持续了1小时左右，宋金宇始终不承认自己对宋辰进行过性侵害。他说自己摸过他的生殖器，教过他自慰，为了看是否有包茎而翻过他的包皮，他把这些称为“男生之间的交流”。

宋金宇说，只有性交才算侵犯。

宋欣反驳，“你碰过他的生殖器，他不愿意的话，那也算（性侵）。”

“他没有不愿意啊，你问过他不愿意吗？”宋金宇反问宋欣。

“他还那么小，你怎么知道他愿不愿意？他都不懂啊。”

宋金宇表示，“我也不懂，老师没有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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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和支持

拿不到更多有力证据，加上宋辰的消极和父母的不作为，报警的事一直搁置着，直到2021年9月，全家再次一起进行了心理咨询。那一次，咨询师提到，走法律程序是可以帮助宋辰走出创伤的选项。

宋海江当场说没有证据，没办法走程序；黄丽茹则提到了宋欣之前录音取证的事。

咨询结束后第二天，姑姑和爷爷便知道了消息，找上门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别报警，可以让宋金宇来道歉。

他们劝宋辰算了，因为“阿宇本身有病”；他“很内向”，成天在家里打游戏，不出门也不吃饭，“应该是有忧郁症”；“假如处理得严重要坐牢，就是伤害了他，又伤害了整个家族”，“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在村子里问题很大，别人肯定会对我们指指点点。”爷爷和姑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顾虑，他们还劝宋辰体谅一下宋海江，说他夹在中间，“是最难做的”。

“如果你有抗拒，知道自己不应该继续被搞，为什么一直会去他那里被他搞呢？”——这是最刺痛宋辰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小孩？”宋辰情绪激动起来，“我小时候很听话，直到初三我才有自我意识，才明白这件事。”

爷爷和姑姑见说服未果，悻悻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