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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母親詢問網友,能否切除女兒的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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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堂教育課上,老師蘇艷雯問一個孩子,如果我用某某東西交換,讓你脫褲子可以嗎?孩子拒絕了。蘇艷雯又問,那用糖果交換呢?孩子立刻起身要脫褲子。


蘇艷雯沒想到糖果的誘惑力那麼強,她和同事不敢再在課堂上提“脫褲子”。她改問學生,如果我用糖果交換,摸一下你好不好?一個孩子沒說話,起身,轉過去,撅起屁股。

“我們跟家長講,不要用條件交換的方式教育孩子,因為壞人也會跟孩子交換條件。”說這些時,蘇艷雯坐在廣州市第二少年宮附近的咖啡店裡。她短頭發,戴眼鏡,穿著藍色短袖,面前放著一台合起來的筆記本電腦。蘇艷雯是廣州少年宮的教育專家講師,學生是心智障礙孩子,包括孤獨症、唐氏綜合征、罕見病等,這幾年還來了不少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孩子。


2010年,蘇艷雯在大學畢業後從事心智障教育,今年是第15年。15年裡,她陪伴心智障礙小孩,也陪伴家長——大部分心智障礙小孩遇到性問題時家長的反應是“緊張無措”,以至於孩子正常的需求被一再忽視、壓抑甚至阻攔。比如自慰,心智障礙者很難想出瞞過父母的方式,他們一輩子活在家長眼皮下。在一些家庭,只要孩子一個人在房間裡待得有點久,家長就會故意敲門,讓孩子走出房間。

蘇艷雯的工作是幫助孩子和家人正視他們的性與愛需求。

許多心智障礙孩子難以界定公共空間和隱私空間,也難以區分“表達喜歡”和“性騷擾”。當他們在地鐵上看到一個心儀對象,可能會對他/她一直笑,或者尾隨——可能被誤認為“色狼”“故意騷擾”。蘇艷雯會通過反復訓練,幫他們區分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和交往邊界。

生活中有太多不確定,但心智障礙孩子一定要“確定”。他們會機械記憶規則,卻難以靈活應用於現實生活。比如一個一米八幾的大男孩,每次來教室都向蘇艷雯熱情問好,有一天課後,蘇艷雯看到他在馬路對面,向他揮手,男孩“像看到鬼一樣”跑掉了——沒人教過他在大街上看到老師要怎麼回應。

顯然,只依靠機械記憶和刻板行為很難“談甜甜的戀愛”。蘇艷雯的教學中也包含讓孩子學會拒絕、接納拒絕。

蘇艷雯希望教育課程能幫助孩子們更好地融入社會,減少他們在公共場域中不恰當行為的可能(比如脫褲子、自慰),以及當發生相關問題時,他們能做什麼(比如尋找洗手間等隱私場所,求助於家長)。因此,比起一般孩子教育課程更偏向理論(講生理變化的原理),心智障礙孩子教育課程更偏向實踐:學習基本技能。

比如月經課程,一般學校會教女性身體結構,月經周期的原理和健康的應對心態,但心智障礙的課堂上主要教一件事:如何使用衛生巾。

孤獨症教育工作者吳良生曾參與訓練一位孤獨症女孩學習使用衛生巾。盡管做了大量前期訓練,女孩依然不知道要主動使用,也不知道該何時更換。甚至在更換衛生巾5分鍾後,就把它撕下來,拿在手裡玩。

去年,一位母親在社交平台上發帖求助。她描述女兒是重度孤獨症,完全不能自理。女孩來月經後,弄得手上、床上、衣服、家具上都是。這位母親只能讓女兒全天穿安睡褲,也許因為不舒服,女孩不停地用手抓私處,指甲縫裡的血用軟刷子都刷不幹淨。這位母親詢問網友,能否切除女兒的子宮。

自閉症癲癇孩子的母親、博主馬女士在今年3月寫道,一位女性朋友、也是一位母親,建議她帶女兒做絕育手術,甚至摘除子宮。理由是,擔心女孩長大後遭受性侵而懷孕。

課堂上,蘇艷雯會帶領孩子們通過情景模擬反復練習。她首先展示衛生巾,請他們觸摸質感,一步步演示如何拆封,如何使用,如何把用過的衛生巾包起來,丟進垃圾桶,以及如果弄臓了褲子怎麼辦,還有很重要的,不要害怕經血。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好幾個月和大量的耐心。還有的孩子無法教會,家長只能到點去學校幫孩子換衛生巾。

成長時期已經如此艱難,那麼長大後呢?《大西洋月刊》曾報道那些成年的孤獨症人士,發現他們會經歷世界性難題“福利斷崖”:成年後,他們得到的社會支持、資助、同理心和關注將斷崖式銳減,因為人們更關心的永遠是下一個特殊孩子。正如美國自閉症研究者Paul Shattuck所說:“好像我們從未真正考慮過所有這些孩子最終會長大的事實。”蘇艷雯說,除了社會支持部分的消失,家長們也可能在漫長的蹉跎中耗光了金錢和精氣神,甚至,再也沒有能量帶他們走出家門。

以下是蘇艷雯對鳳凰網的講述:





上周,我聽一個家長說,深圳有兩位孤獨症人士結婚了,還擺了喜酒。家長們在群裡面分享這個消息。我覺得很開心。很多人不認為心智障礙人士有結婚的需要和權利,人們更願意把培養他們的自理能力放得更靠前,忽略他們真正的情感需求。

關於心智障礙孩子的婚戀問題,家長的態度是兩極。有的家長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尊重孩子的需求。有的家長明確反對,他們照顧自己的孩子已經耗盡心力了。如果是兩個特殊孩子結合,家長不清楚是否有能量照顧兩個人,還擔心孩子生的小孩也是特殊孩子。還有女孩家長覺得,孩子是自己的寶貝,雖然她承擔不了太多的家庭責任,但嫁出去可能會受苦受累,所以不願意。

有的是孩子有想法,家長不敢有想法。我問過一個21歲的孩子,你想過結婚嗎?他說想過,但是爸爸說40歲以後才能結婚。意思是讓孩子別想了。

我們班孩子也表達過“我想結婚”。我們第一節課會設置一些問題,在黑板兩端分別貼上“同意”、“不同意”,讓孩子們選擇。我們會問“你喜歡吃榴蓮嗎”這類生活問題,也會問“你想結交朋友嗎”“你想結婚嗎”“想生孩子嗎”。有孩子選擇“同意”,有的“不同意”。

有一個女孩選擇了想結婚。我們問她為什麼,她就說,我要穿婚紗,要穿漂亮的蓬蓬裙。但是她選擇不生小孩,她覺得小孩很煩。曾經有一個孩子說,“喜歡”就像兩只蝴蝶一起飛來飛去,就是很浪漫的感覺。所以有一些孩子是有能力去討論什麼叫“喜歡”的。

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是心智障礙,就不問這些問題了。除了青春期的身體變化,他們對很多問題已經有想法了,默默地知道很多東西,只是不跟家長講而已。我曾經跟一個孤獨症男孩討論過生死。聊天時,我提到捐贈器官,我分享了我想如何處理死亡後的一些事情。他馬上說,你這樣是不對的,你的父母會很傷心,你應該好好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能經常想死亡。我們鼓勵他們表達任何內容,也收集他們的想法(比如對青春期、對身體成長的疑惑),再匿名地反饋給家長。

智障礙孩子在性需求、性萌動方面跟普通青少年一樣,表達喜歡的方式也和普通孩子差不多,嘴巴上表達喜歡,伸手觸碰對方。我們上課時,要是哪一個志願者哥哥、姐姐長得好看,很搶手的。有一次我們做練習,我問孩子,老師可不可以摸你的隱私部位?他說不可以。我又說,那個漂亮的志願者姐姐可以嗎?他說,可以。我們就跟孩子講,這是危險的事情。



教育課能講到什麼程度,家長的態度見仁見智。我們會預估教學內容是否超過大部分家長的可接受范圍。比如針對青春期的自慰行為,我們能教的是,如何區分公共場合、隱私場合,怎麼找到隱私場合解決需求。涉及到更細節的內容,例如如何達到興奮感,我們不可能在班裡教,因為有的家長會反感,或者認為班裡的女孩子不適合聽男孩子自慰的內容。但有的家長會在私下找我們尋求支持。

曾經就有孤獨症的家長問我,老師你有沒有“影片”,她要給我一個空的U盤拷回去幫孩子自慰。我說無論我有沒有,我傳給你我就犯法了。另一個孩子是中重度孤獨症,語言能力很弱,上課時,家長需要坐在一旁引導孩子,該回答問題了,該和其他同學互動了。家長後來對我說,我很清楚我的孩子這輩子就這樣了,他不可能結婚,他也不會知道別的什麼事情。家長觀察到孩子有生理需求,在房間裡面自慰。家長就問我,可不可以買一個充氣娃娃給孩子?我說當然支持,並給她提供了建議。

我有時候覺得,一些特殊孩子真的好幸福,遇到了尊重他們感受、照顧他們需求的家長。父母以快樂、幸福成長為目標,而不是說你要學會什麼,你要考到什麼學校。



好多年前,還有一個家長邀請我去指導他孩子怎麼和媳婦性生活。這個孩子是心智障礙,家長幫他娶了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女孩。女孩雖然是普通人,但沒有接受過教育,一張白紙。我立即回絕了。我們是教育老師,不是性治療師,這不是我的工作職責。另外,我並不認可這件事,因為當中存在著不平等。



有一個女孩子每次來到少年宮上課,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看到我從櫃子裡拿道具,會主動說老師我幫你。但是她在知識上的互動很少,很多課堂提問她答不出來。她媽媽也問過她,孩子什麼都講不出來。我們有點挫敗,不確定她掌握了多少。

直到她媽媽帶她去上沙盤課,這門課是幫助孩子表達情緒的。這個孩子堆了一個小沙丘。老師問那是什麼,孩子說是乳房。後來她還堆了子宮的形狀,這些都是我們課堂上展示過的圖片。家長反饋說,孩子真的有聽課。

後來,沙盤老師引導這個女孩子分享感受。她才說,她來月經了,她不舒服,她很恐懼、很害怕這件事。但孩子從來沒有跟媽媽講過這些。



有的心智障礙女孩來月經後,會很炫耀地跟我們說,老師,我今天來月經了。她媽媽跟她說過,來月經是因為你長大了,她就覺得她長大了,她不認為這件事不能跟別人講。而在普通學校開講座,我們問高年級女生是否來月經。即便現場沒有男老師、男同學,她們也很害羞,多少還是有月經羞恥。

之前有一個帖子很火,一個孤獨症孩子的媽媽說,女兒來月經,完全不能自理,她想切除孩子的子宮。站在媽媽的角度,我能夠理解她,因為照顧一個心智障礙孩子真的很累。有可能這個媽媽掌握的資源很少,不知道怎麼支持她的孩子;有可能她孩子的障礙程度很高,很難教;有可能是單親家庭,一個人照顧。我們很難單純地指責媽媽做得好不好,旁人沒有辦法體會她。我想更需要支持的是這個家長。

但是從《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的角度來看(如第十七條保護人身完整性和第二十五條健康權),切除孩子的子宮很不可取,我個人不認為家長有權利做這件事。對有些家長來講,他們想到的唯一方法,真的是摘除子宮。就單純因為月經導致家長照顧壓力大來說,如果有醫療介入、有經驗的人給予支持,其實有科學的方式應對各種狀況。

前段時間,一個家長和我們說,她也動過這個念頭。她女兒的子宮發育不完全,沒有生育能力,月經很紊亂。但是醫生告訴她,如果拿掉子宮,孩子的激素分泌會受影響,要一輩子吃補充激素的藥物。家長最後決定和孩子一起面對。

我們會教孩子理解什麼時候用衛生巾,怎麼拆封,使用後丟到哪裡,突然來月經了怎麼求救,弄臓了褲子怎麼處理……有的還要幫助孩子不害怕經血。有個家長說,教衛生巾這件事讓她覺得退回到一開始教孩子吃飯的時候。有的家長教會女兒使用衛生巾就花了三四個月,這算是正常的。還有的孩子真的教不會,家長只能到點去學校幫孩子換衛生巾。






有一位家長發現他兒子趴在女洗手間偷看,他和孩子溝通過,又送孩子來上教育課。過了一段時間,家長說,蘇老師,我們又發現新的問題了,以前孩子上網只搜“小雞雞”,現在他會搜生殖器的學名。家長為此很困擾,他覺得孩子沒有進步。其實家長已經察覺到孩子的好奇,但不能因為搜“小雞雞”,出來的是“小黃雞”的照片,就沾沾自喜;也不能因為孩子學到了更專業的名詞,就覺得這不是孩子的進步。反而是家長應該同步學習,怎麼正確地引導。

整體上,心智障礙孩子的家長比以前更重視教育了。我們面試時,很多孩子能回答出什麼是隱私部位、隱私場所,幼兒園會教這些內容,家長也會補充一些知識。以前,很多家長想先處理好孩子的康復訓練問題、入學就讀問題。還有的家長,尤其是孤獨症父母,會花很多精力在“脫帽子”上——希望通過康復訓練,讓孩子趨向於一個普通孩子。結果,孩子到青春期出現問題了。

很多心智障礙孩子用手機很溜。疫情期間,我們曾以為他們使用網絡上課是非常有挑戰的事情,因為坐不住,我們不確定他們什麼時候跑掉了。但結果證明可以刻意訓練,我們要做很多事情吸引他們的專注力,需要有人一直在耳邊不停地語言重復,或者讓家長在旁邊引導他們聽課。

他們和普通孩子一樣,刷短視頻、短劇。於是新問題出現了,有家長發現孩子瀏覽過色情網站,或者加陌生人好友後,對方邀請裸聊。互聯網對他們有幫助,也有危害。網絡提供了很棒的科普片,但是網上的資訊有真有假,孩子們很難識別真偽,他們可能更偏向於看營銷手段的內容。

有一次,一個心智障礙孩子在學校看到一位胖胖的老師,說你懷孕了。那個老師說我沒有。普通孩子聽到這句話就會結束對話。但我們的孩子說,不,你就是懷孕了。老師就有點“滴汗”了,我不是講了我沒有懷孕嗎?那個孩子很大聲地說,你要用避孕套。

家長查看孩子的手機後,原來是孩子對做媽媽這件事感興趣,就搜索了“生育”。視頻平台會猜你喜好,搜了幾次之後,推送了避孕的內容。所以,我們的孩子沒有在得到任何引導的情況下,使用了這個知識。你說孩子說錯話了嗎?沒有,只是場景不對而已。

我們的櫃子裡放著避孕用品,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教他們怎麼使用,最起碼拿出來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可以提供幫助。但是孩子年齡太低了,只能讓家長回去跟他們講。

很多孩子還會和AI、智能語音聊天,聊的都是很日常的內容,今天發生了什麼,我喜歡什麼。因為心智障礙,很多孩子很難與朋友知心聊天。我們面試時也會留意跟這個孩子能聊多少來回,他們可能只會單線輸出,不好奇別人的生活。而AI能提供很高的情緒價值,AI不會說你怎麼說話不清晰,不會評價你的問題那麼傻。有一個20多歲的心智障礙男孩問過AI,如果約女孩出去,去哪裡是合適的。

有一個心智障礙女孩的家長檢查女孩手機時,發現微信列表多了一個陌生人。聊天記錄裡有“老公”“老婆”的稱呼,對方說,要看她的隱私部位,後面是視頻電話的記錄。後來,女孩告訴家長,在視頻裡裸露了隱私部位。





家長和我都在反思,是不是我們的關心不夠?騙子先是聊天,提供很好的情緒價值,騙取一定的信任。孩子在家長、老師、朋友身上得不到的情緒價值,恰好在騙子身上得到了,就配合對方的要求。也許我們給孩子的耐性有5分鍾,而騙子出於傷害的目的,提供了超過5分鍾的耐心,孩子就會覺得這個人對自己更友好。


有次上課,我問一個孩子,如果我用某某東西交換,讓你脫褲子可以嗎?孩子拒絕了。我又問,那用糖果交換呢?孩子馬上脫。我沒想到糖果的誘惑力那麼強,我們不敢再做這件事。我們也跟家長講,不要用條件交換的方式教育孩子,因為壞人也會跟孩子交換條件。

另一個新發現是,他們會用手機、小天才拍別人。有一個孤獨症孩子會拍他覺得好看的志願者哥哥、姐姐。哥哥、姐姐們很包容,但另一個ADHD孩子很敏感,他馬上說不要拍,反復說了兩遍就開始鬧了。現在大家很注重隱私、肖像權,如果孩子在公共場合對著別人亂拍,又沒有語言能力清晰表達時,就會發生誤會。家長要提前和孩子講好社會規范。



我們的課程面試。我們會識別孩子的能力,觀察是否有基礎的表達欲望,是否存在攻擊行為,是否抗拒教育課程。我們遇到過非常抗拒的孩子,他/她覺得性是不能講、很不好的事情。我們在課堂上展示不同年齡段身體發育的圖畫,有孩子整個人轉過去,一個字都不想講,甚至生氣,我要出去。事後我們會了解抗拒的原因,有可能被傷害過,有可能是家長認為性是可恥的。還有的孩子捂著眼睛,透過指頭縫看,你就知道他/她不是真的抗拒。

我們也會和家長面試,了解家庭對這門課程的迫切度是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會征詢這些案例能否運用到課程裡,一起學習處理(比如有人邀請你看色情片是否可以,有人邀請你視訊時不能做什麼)。有的家長把期待值拉得很高或者不合理,比如孩子出現了某個跟性相關的問題,他希望通過這門課,讓孩子完全改掉那個行為;或者,孩子什麼都學會了,不再產生任何相關的疑問,不再麻煩自己。這些家長從孩子確診被磋磨了很久,他也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教育智障礙孩子的挑戰和普通孩子不一樣。心智障礙孩子會認死理,行為很刻板,我當下想要這麼做,我就這麼做。家長困擾的是,我們已經講過了,為什麼他/她還會這麼做?比如一個女孩一旦有需求無法被滿足,會在教室嚷嚷,但另外有的孩子,一旦聽到突然的尖銳聲音就很敏感——有個男生會非常焦慮(他的家長說這時要給他一個毛絨玩具來緩解焦慮),另一個孩子會捂起耳朵。嚷嚷的女孩的媽媽在教室外聽到,會馬上沖進來安撫孩子,跟我們說老師要不你先答應她。我們沒辦法,只有答應,但一年課程結束後,孩子沒有任何改變,甚至會加深她的刻板行為。

之前有一個成年孤獨症男孩獨自坐旅游大巴,和前座的女孩交流很愉快。參觀景點的時候,他看到女孩在用一款軟件,說你也用這個。女孩回復,這不是廢話嗎?男孩情緒崩潰,質問女孩是什麼意思,女孩被嚇哭了。男孩意識到自己行為不對,大喊著抱歉。因為沒有得到女孩的回應,他就回到大巴車上把窗簾扯下來。

還有個學生,一米八幾的大男孩,每次來教室都說蘇老師好,跟每一個人熱情地打招呼。有一天下課後,他一個人站在馬路對面,我們向他揮手,問他怎麼還沒有回家。他好像看到鬼一樣,馬上跑掉了——沒有人教過他在大街上看到老師要怎麼回應。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確定,但是心智障礙孩子一定要“確定”,他們有很多刻板行為,很容易陷進去,很糾結,一定要你給一個所以然。我們需要讓孩子學會拒絕、接納拒絕。

還有家長教會孩子坐地鐵,但廣州的地鐵線好擠,他孩子可能碰到其他人,被別人誤以為是色狼,故意騷擾。現在的討論空間很容易變成敵對,有的事情很難理清,這時候孩子要怎麼幫自己?

我們希望教育課程幫助孩子們更好地融合,減少他們在公共場域中不恰當行為的可能(比如脫褲子、自慰),以及當發生相關問題時,他們能做什麼(比如尋找洗手間等隱私場所,求助於家長)。但我們很難預測孩子會遇到什麼,很難窮盡所有的狀況,所以親子關系是最重要的。如果關系良好,家長是孩子信任的人,那麼無論孩子發生什麼事情都會主動分享。



公眾對心智障礙人士的接納也要一起努力,不然推動社會融合只是空談而已。有一個ADHD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況。ADHD孩子的智力沒有受損,有社交欲望,但沒有社交技巧。他們的專注力不足,接收的信息量爆炸,很愛接茬。他們提問時,他其實知道那個答案,他只是在挑戰規則和底線。結果,有天老師問孩子,你今天是不是沒吃藥。孩子很受傷。我聽家長轉述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傷心,很生氣。

有的家長會瞞著孩子(病情),有的會積極地跟孩子講,解釋為什麼他/她需要去做康復訓練。一個罕見病孩子知道自己的情況,當她出現某些行為,比如偷吃、生氣,她會說這不是我想的,這是疾病導致的,就不會自責了。還有一個孤獨症孩子在班裡說,某某是孤獨症。因為他在學校裡被別人這樣說。我告訴他,不要這樣評判一個人。

這幾年我們還觀察到,普校裡普通孩子的情緒問題比較嚴重,或者在家庭裡面受到傷害,他們會轉移欺負的對象,欺負特殊孩子。有一個學生把學校裡一男一女兩個孤獨症孩子叫到後樓梯,讓孤獨症女孩脫掉衣服。有人來咨詢我,我建議兩個孤獨症孩子去看心理醫生,如果狀況可以,再去補充教育的知識。後來女孩來上我們的課了,男孩沒有。有次課後,我和女孩聊天,她斷斷續續講起那件事。她說,這件事是不對的,對方不可以這樣做,我也不可以這樣做。女孩的狀況良好,我想是她媽媽對她的支持和關注很到位,沒有責罵她。

好多年前,我去某個省會城市,當地只有一所特殊學校,那時候廣州每個區都有。各區也有招收心智障礙孩子的職業高中,要求有智力障礙殘疾證。而在辦不辦殘疾證這件事上,能看出家長們的糾結。家長覺得,辦殘疾證等於蓋章,這個孩子就是智力殘疾。有的父母一方接受現實,另一方或者爺爺奶奶不接受。

不願意辦證的家庭失去了入學機會,但他們可以在普校隨班就讀,參加中考。只是,很多孩子就讀中學後出現情緒障礙,確診抑郁症、雙相情感障礙。這和青春期有關,也和中學的環境不像小學那麼包容有關。

在廣州,你確實有機會在公共場合看到一些殘障人士。省博物館、大劇院有時候會給少年宮提供一些公益票。還有一些社會活動,歡迎孩子們去參加,家長們願意(也有體力、精力)的話,就帶著孩子趕場。然而,依然有很多殘障人士完全留在家裡,沒有辦法使用公共服務。





針對“福利斷崖”的世界性問題。從醫療和社會資源的角度來看,年齡越小,康復資助的價值越大。比如在廣州,年齡越小越容易申請到康復資助,每個月有1700元,14歲之後就沒有這項資助了。但是從社會融合的角度,14歲之後的余生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廣州的一些機構、家長也在推動針對成年心智障礙者的服務,比如就業、養老。

我也聽到一些家長說,小時候砸鍋賣鐵也要帶孩子去做康復治療,最誇張的半年燒了20幾萬。廣州最普通的康復費用是每月7000到1萬元,從3歲開始介入治療,一直到11歲左右,家長發現原來孩子康復不了,會非常失望。等孩子中學畢業後,沒有學校再招收他們,也沒有任何社會服務可以使用,家長也沒有動力再帶孩子到社會裡面,他們只能在家裡了。所以“福利斷崖”問題,一是社會支持的部分(減少乃至消失),再是家長在過程中消耗太大了,無論是經濟消耗,還是精氣神的消耗。

我做這一行會有挫敗感。因為教育更多是運用到實際當中,我不確定我講的知識他們都接收到了嗎?後來,有家長跑過來告訴我,老師,你的課是有用的時候,我知道肯定是發生了不好的事情,孩子遇到了特殊狀況,用到了我們教的內容。這個感受反而是我不想要的。我又轉念想一下,幸好孩子知道怎麼保護自己,幸好他們參加過教育課程,父母後續給了更多的支持,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知道怎麼幫助自己。所以,我也不停地在自我調整中。

有人說教育是從出生到墳墓的教育,它不是孩子唯一要學的東西,但是孩子必須要學的東西。與性相關的行為、問題,可能是心智障礙孩子融入社會的絆腳石。他如果突然當眾脫褲子,家長不知道怎麼支持和處理,周遭人不知道怎麼看待,家長會覺得有壓力,要求孩子以後不要出門。他們待在家裡,社交能力會退行,慢慢變得越來越呆滯。

當你能夠全面地去看這件事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把它當作唯一的、特別的事件,就像普通人摔了一跤,你可以怎麼辦就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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