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为什么大力"反儒"?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鉴于此，福泽谕吉打起十二分精神，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英语学习上面。原因很简单， “若要振兴日本，就必须学习西洋学问；要想学习西洋学问，首先要系统掌握英语”。

因为寻找合适的老师未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只能依靠手边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教材”自学。为了矫正发音，甚至主动向从英美等国归来的日侨家的小朋友进行请教。

鉴于英语和荷兰语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因此，福泽谕吉很快就总结出了一套“自适应”的学习技巧，英语水平也是突飞猛进。在今天看来，高强度的英语学习，为他后续学习“西学”提供了极大方便。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二为福泽谕吉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有了明确目的，态度也更为坚决。对此，他在自传中如是写道：

我明知经史之义而装不知，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算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我与汉学为敌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我已下定决心愿尽一切努力，不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进而把他们导向我所确信的目标。

谈到我的真正意图，即希望日本国内的汉学家们都来较量较量，我一个人愿做他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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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文化的具体批判

总的来说，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等级名分制度与伦理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

首先，对于儒家提出的“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君臣之分，在前世是命中注定”的观点，福泽谕吉并未给予认同。

在他看来，“君臣之义没有天赋性，君臣之义完全是后天的、偶然的，世界上的国家并不是都具有君臣之义”。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以孔子的经历为例，做出了反驳：

孔夫子毕生的最大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而言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这一“圣贤的漏洞”贻害无穷：

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

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汲汲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一直是非常急切的。

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这些圣人们感到可耻！

其次，福泽谕吉认为，“孔孟学说是伦理学，政府万万不能依据孔孟之道来寻求政治途径”，在近现代社会，“哲学与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政治上的外王事功，并不存在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