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解构俄罗斯:原子化社会迈向法西斯主义的"榜样"

2025-05-05 | 来源: 日新说Copernicium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俄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社会，与二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并不相似。然而，俄国的政治秩序却再现了历史上法西斯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要素，包括鼓吹阳刚文化、信仰暴力至上以及试图通过战争振兴民族国家。

俄罗斯的“先进性”

俄国社会结社生活的衰落与大西洋彼岸自由公司制国家的情况并不类似，相反，它是前勃列日涅夫秩序演变的结果，在这一秩序中，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被严重官僚化，而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则被视为反社会而被定罪。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犯罪主义（1991-2002年）、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2002-2012年）和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2012年）政权的统治下，这些机构被收编或摧毁，其中一些机构以较弱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新形式的结社生活却没有出现。

要想了解官僚化的苏联时代组织在当代的再现，我们只需看看工会。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no??）在某些时候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受国家主义纪律和党派统治的真正的群众运动，但俄国的独立工会联合会却与之不同--虽然自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官方一直允许这种组织存在，但它从未达掌握超过5%的劳工。

与此同时，全俄罗斯工会中央理事会（FNPR）是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ACCTU）的正式继承者，目前拥有3 100万名会员，比1990年的5 500万名会员有所减少，其重要性也大不如前。劳工罢工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在1993年的危机之后，叶利钦以军事手段镇压了俄罗斯国会对其经济改革的反对意见，理事会的领导层也被取代。

在随后的几年里，工会理事会的官僚机构非但没有反对政府通过休克疗法摧毁工人权利和建立寡头政权，反而通过使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抵御任何重大争议来维护其巨大的特权（继承苏联时代给ACCTU提供的庞大福利）。例如，1998年8月政府拖欠和停止支付工资时，全国各地聚集了2500万名抗议者。随后，工会理事会发表声明，反对“扰乱政府活动”。

普京罕见要来中国待4天才走从未有过先例

遭俄罗斯警察"用枪威胁"?北大博士被强戴手铐

三百多俄罗斯无人机与飞弹轰炸基辅至少10人死亡

同样的是，党员人数也在急剧下降：1989年，苏联共产党拥有2000万党员（约占成年人口的10%）。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大量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取代前共产党的社会结构及其准国家结构。如今执政的“大帐篷”党“统一俄罗斯党”声称有200万名党员，不到成年人口的2%。尽管许多政党都声称自己拥有数以万计的党员，但这只是遵守法律限制的产物，在2021年之前，各政党必须提供5万个（2011年降至4万个）签名才能登记选举名单。自2021年起，在俄国议会中拥有民选议员的党派可免除这一义务，但其他党派必须提供20万个签名才能登记。

总体而言，俄国的政治转型本质上是一场以民意反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为基础的运动，但取代了旧秩序的现存体制同样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俄罗斯领导人的高支持率以及对入侵乌克兰的更高支持率与其说是对政府的支持，不如说是对俄国人民政治冷漠和社会原子化的深刻反映。当然，某些群体中依然存在政治活跃分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Yabloko成员、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的自由派支持者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Telegram平台上的信息渠道。但他们对大众的影响可谓是微不足道。

最新的统计数据揭示了这种社会原子化现象：近四分之一人口经常感到孤独。关于去政治化的特征，统计显示近80%成年人声称身边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群——这些人在国家与世界重大事件议题上同自己观点一致。这组数据并非如表面所见在暗示社会分裂为互不往来的派系，反而更深层地折射出民众对政治议题和国际事件普遍存在的疏离状态。

社会原子化与去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会强化人们的从众心理。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复兴为例就很典型。虽然真正参加教堂活动的信徒比例依然不高（成年信徒中仅有6%参与活动），但自我认同为东正教徒的俄罗斯成年人比例较1991年翻了一番还多（从31%上升到71%）。但是，即便是这种看似脱离主流的现象，也可能滋生出带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政治手段。例如强化"个人责任至上"的反集体主义观念，或默许社会对少数群体实施政治经济层面的打压。

不过，原子化的群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成袋马铃薯”）可以聚集在一起，表达对政府选举操纵的反对（例如，2011年底抗议莫斯科市长选举舞弊的示威）、对计划削减养老金的反对，甚至在更局部的地方，反对加剧贫困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但即使不与俄国的人口规模进行比较，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2011年广场上的抗议者人数在八万到十五万之间）。

相反，就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或2013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抗议者一样，这类抗议活动所能指望的唯一——通常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政治力量，取决于它们在普通民众中获得的同情，而这些民众缺乏任何其他表达意愿的机制，只能寄希望于自发的反抗，并希望政府迅速在政治上垮台（就像1848年的法国和2014年的乌克兰那样，而不像1848年的维也纳和2021年的白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