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東燕: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中的眾聲喧嘩

2025-04-20 | 來源: 水木法學網絡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

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在一審判決出來前後，我便有所耳聞，在網上也刷到過一些與該案相關的信息。當時就有媒體聯系我，希望能就該案的判決做些評論，對此我是不置可否的。

緣由在於：第一，對刑事領域個案的評論，由於構罪與否需要以涉案事實與證據作為必要基礎，而我對該案的事實與證據情況並不清楚，隨意評論個案從職業倫理來說並不嚴謹。第二，作為強奸案件，該案牽涉特定當事人的諸多隱私，原本就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對其進行評論可能會暴露當事人的個人隱私。第三，我以為訂婚不能阻卻強制性行為成立強奸罪是無庸置疑的，人們充其量對婚內強制性行為是否構成強奸會存有爭議，所以該案缺乏普遍化的一般意義；既然不具有普遍化的意義，圍繞該案進行評論在公共領域也就缺乏積極的價值。

然而，後續事態的發展表明，在關於第三點的判斷上，我錯得相當離譜。原來，當婚內強奸在法治國家成為立法上的通例，甚至連近鄰韓國都承認丈夫可以成為強奸罪的主體，而在我們的社會，竟會有如此之多的人認為，只要訂婚就等於出讓女性的性的自主權，女方有隨時隨地配合未婚夫進行性交的義務，即便是強制的性行為也可因訂婚的存在而阻卻強奸罪的成立。持此類觀念的人群之中，甚至也包括一些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

我之前的評論確是帶了一些個人情緒。面對或赤裸或隱晦地將女性物化的各類無底線言論，我難以做到心平氣和。同時，我也並不覺得，面對這種言論時心平氣和是一種值得贊賞的態度。尤其是，看到一些人將污水潑向案件中的被害人，通過將關注焦點引向彩禮，用污言穢語對被害人施以蕩婦羞辱，我真的是驚詫於某些人內心的陰暗。原諒我的少見多怪。我確實未曾想到，基本盤中的性觀念與價值觀竟然是這樣的；號稱學過法律的一些同行，原來也持的是按現代文明看來根本就是法盲的觀點。

二

在大學的刑法專業教學中，每次講到性侵犯罪時，我都不免感歎，相比於兩大法系代表性國家的性犯罪立法，我國性侵犯罪的規定要保守得多，基本還停留於對傳統觀念的扞衛，充其量只是做出一些微調。及至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承認成年男性可以成為強制猥褻罪的對象，算是在性觀念方面有了些許的突破。但迄今為止，我國刑法都不承認男性可以成為強奸罪的對象，對於婚內強制性行為的處理明顯偏重於對家庭秩序的維護，同時將強奸行為限定於狹義的自然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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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婚內強奸的問題而言，近半個世紀以來，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刑事立法上修改強奸罪的條款，承認正常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對妻子施加強制甚至是未獲同意的性行為，確定無疑地可以構成強奸罪。相比之下，我國刑事實務中對婚內強奸的處罰范圍要窄得多，除了在離婚訴訟與分居期間發生的強制性行為會按強奸罪來論處，正常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對妻子的強制性行為被認為是可以阻卻強奸罪的成立的。

承認婚姻的存在能夠阻卻強奸罪的成立，其實並不符合將強奸罪的法益界定為性的自主權的基本立場。只要承認性的自主權是屬於個體的，就不可能認為結婚等於讓渡個體的性的自主權。這也是現代法律為什麼普遍不處罰通奸的緣由。

我的感歎在於，我國刑事立法與司法中的性侵犯罪，號稱要保護女性的性的自主權，但其實只是套了一頂性自主權的帽子，內核保護的仍然是性貞潔。因為只有從性貞潔的邏輯出發，才會順利成章地得出，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奸罪的被害人，而丈夫享有豁免權，原則上不能成為強奸罪的主體。

號稱要保護女性作為個體的性的自主權，實際上卻主要在保護性貞潔，其中充斥與彌漫的男性凝視未免讓人失望。包括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法律技術主義的論證，究其內在不過就是想要維續男性的性支配地位；只是畢竟作為法界中人，不好意思直白地將自己認同傳統性文化的心理和盤托出。

未曾料到的是，就性侵犯罪來說，從國際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明顯偏於保守的我國刑法界主流立場，在很多人眼裡竟被認為過於激進。法律定的明明已經是最低的標准，而很多人連最低的標准都無法對齊。對此，正常人的合理反應，原本應當是盡量拉短自己與最低標准的差距。然而，當粗鄙在網絡世界中形成遙相呼應的局面，人們對於自己無法對齊最低標准的問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圍繞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產生的巨大爭議，質疑法院有罪判決的眾多意見中，一種頗具影響的觀點認為，只要存在訂婚並收受彩禮，即便強制的性行為也能阻卻強奸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決存在疑問。不難發現，按此種意見，彩禮實質上被視為女性的賣身錢與男性的嫖宿費，是作為換取與女性發生性行為的交易費用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