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事實查核機制瓦解?那些中文圈的信息清道夫

2025-01-17 | 來源: BBC中文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何立民說，過去查核會參考留言，社群筆記可鼓勵公眾參與，但模式應該與查核“互補”，而不是“一換一”。楊志凱則比較擔心，群眾資訊素養不足，未必能自己查核真偽，中文網絡生態亦容易受到水軍影響。

類似產物在中文社群不是新鮮事，微博在2023年8月推出添加附注功能，優先開放給身份可信用戶在帖文加上附注。

熟悉中國資訊生態的魏星分析，這種模式某程度上有積極意義，因不同背景的用戶可彌補查核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但實際運作起來，一來擔心附注有機會不准確，二來“它可能比較容易被武器化”。

他是中國事實查核項目“有據”的創辦人，主要查核國際資訊。據其觀察，微博會定期發布附注貢獻值榜單，榜上很多用戶會使用比較情緒化的語言，“把事實和情緒夾雜在一起”，“似乎沒有營造一個更加理性的對話”。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合長陳憶寧在Facebook寫道，“資訊的正確與否得靠每個user或是社群標注判斷，這考驗社會的成熟度”。陳同時是Meta另一機制、監察委員會（Meta Oversight Board）委員，負責處理被下架內容的上訴。

她認為，社群筆記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是一個非常悲觀的想法，但也非常可能發生”。

陳憶寧傾向樂觀應對——因台灣民眾已熟悉網絡有“側翼”為各政黨講話的模式，“對於什麼東西是中國來，非常敏感，所以水軍要發揮影響力不見得那麼容易”；與此同時，她擔心香港的狀況，會否演變成“想講真話不想講”，遇到假訊息也不太敢去反駁。

方可成說，不同意識形態的人要達到共識才能顯示社群筆記，前題是系統要知道社會有怎樣不同的看法。“我不覺得他願意付出那麼多的成本，去為每一個社會、每一個語境去調試他的算法。我覺得最可能的結果是中文世界裡面不會太看到這種東西。”

強調共識的邏輯，在他看來也帶著矛盾，“事實查核是一個專業，它可能不是民主投票，一台手術該怎麼做，不是由全民投票決定”，方可成認為最好的方式也是把兩者結合。

背黑鍋的查核員

前線查核人員在意的，還有 Meta聲明提及針對他們的指控——偏見與審查，這將會影響大眾怎樣理解事實查核，甚至破壞這個圈子的公信力。

“聲明沒有提供任何數據去支持這回事。”何立民說。

查核組織先要獲得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認證方能成為Meta合作夥伴。“假設我只查核特朗普，不查拜登”，何立民道，“其實它是無法通過IFCN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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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凱記得，過去關於台灣的查核內容“不管藍的、綠的，兩邊都有”，也有“辟謠之後會對中國有利的訊息”，涵蓋各種政治立場，不明白所謂的偏見何在。

Meta聲明提及多項政策變改，甚至指出過去曾有內容或被錯誤移除。

然而，查核機構是第三方合作身份，本身並沒有任何權限可移除帖文或刪除帳號。

Meta 會基於其他內部政策包括《社群守則》等撤除違規內容，同時亦有人工智能技術及超過 15,000 名審查人員主動偵測和移除內容，但並不屬於事實查核機制。

“常常會收到有民眾寫email來，說我們刪了他的帳號，但是實際上我們沒有。”楊志凱指，過往民眾已經搞不清楚差別，現在只會加深他們的想法——“Fact Check在搞鬼”。

“整個Fact Check的世界在扛這種很奇怪的責任。”他慨歎道。

事實查核機構的末日？

對很多查核機構而言，Meta原有機制帶來的不止於平台傳播力量，還有實質的金錢支援。

陳慧敏想起一次參加業界高峰會的情況，有逾七成在場的亞太地區查核組表態：一旦 Meta撤掉資源會面臨生存問題。

IFCN2023 年的報告指出，Meta 機制及補助是事實查核人員的最主要收入，137 間查核機構當中，有 87% 機構獲相關收入，另有逾八成表示財政可持續性是最大挑戰。據悉，有查核機構的營運經費逾半來自Meta。這些組織拿到的資源，除了應付日常查核，還會用於媒體素養教育工作。

取消事實查核機制，影響的並非只有機構營運本身，資訊生態圈亦會有失去原來針對失實資訊的制衡。

“更擔心的是把大家一起往下拉，”陳慧敏反問，X和Meta也不做了，“那接下來其他平台呢，Google、YouTube、WhatsApp，還要做嗎？”最終或者導致科技平台的監管責任“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