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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8 | 来源: 最爱历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苏轼认为，叶祖洽这种考生谄媚君王，应该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直接将叶祖洽的考卷列为第一名。

苏轼对这个结果十分气愤，话不多说就给宋神宗写了折子，说古代的名医都是有什么本领就治什么病，没那个本领就不敢乱来，而现在的医生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这跟操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宋神宗看完后，非但没有反感苏轼的直谏，反而颇为欣赏。他把苏轼的折子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确实很有才，可惜路子不正。

宋神宗还是决定召见苏轼，想跟他见面聊聊。

1071年，熙宁四年，正月，宋神宗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面对宋神宗关于变法意见的询问，苏轼直言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对于变法操之过急了。宋神宗略作沉思后说，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想想。

退朝后，苏轼很兴奋地将这次召见说给同事和朋友听。这件事也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他担心苏轼的书生之见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不久，针对中书政事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所，希望改革吏治。宋神宗想到苏轼，意欲调任苏轼到这个新部门。当皇帝询问王安石的意见时，王安石却直言不讳：“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

后来，宋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陛下不过是听了苏轼的言论而已，这些言论又没有可用之处，恐怕不宜轻率任用。”

最终，在这一轮人事任命中，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王安石的用意，是要让繁杂的首都行政事务困住苏轼，使他没时间对朝廷上的事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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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画像。图源：网络

后人回顾这场变法，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各方的选择与作为。简单来说，王安石眼光向上，主张变法是对皇权和国力负责。经过这场变法，北宋确实强盛了一些，尤其是国库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代价。而苏轼看到的，恰恰是变法的代价。

与王安石相反，苏轼眼光向下，看到了变法的具体执行和落地过程中，一步步演变成对老百姓的盘剥。这种认识跟苏轼的情怀、出身和地域都有关系。苏轼来自四川，四川在北宋开国后的半个世纪内，是全国最乱的地区，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多次起义。原因正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深度盘剥的模式，逼得当地底层民众没有活路。这段历史，离苏轼生活的年代不过三四十年时间，他对此肯定感触颇深。所以当他目睹底层民众在王安石新法的搜刮之下痛苦呻吟时，就本能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蜀人有一种独立天地的思想根源——擅言辞而好论理，不认同世上有所谓的权威存在。苏轼从政，每次都站到当权派的反对立场上，奋不顾身，争论事理，就是源于此。

苏轼曾对好友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于是，政治斗争的黑暗很快扑向了他。

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在五年前父亲病逝时乘官船归蜀丁忧，趁机满载货物，贩卖私盐和瓷器等。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朝廷竟然煞有介事地派出六路兵马，追查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不了了之。这起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诬告风波，使苏轼的名声严重受损，天下人不问是非，只知道苏轼涉嫌“贩私”罪。

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到杭州担任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