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我如何在中国媒体做记者

2024-11-09 | 来源: 图拉的精神食粮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去年记者节，我在广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观察当地瑶族人的生活，虽然稿子流产，但我在采访上竭尽全力，享受着纯粹的痛苦和快乐。

今年记者节，我在为大厂写软文，想想觉得讽刺和挫败，从2018年入行实习至今，我写过4篇软文，两篇是待业期间，最近这是第5篇，都是迫于生计。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体工作，见证了它在审查压力下的衰落，变化是从上海疫情开始的，然后是我和同事的几篇长报道未能发出，采访对象时不时来问什么时候发稿，我们只能如实相告，暗自愧疚。后来，社会类选题再无空间。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从某个时刻开始，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两家大媒体遭受的不公和pua经常传入耳朵，渐渐地，我对这种“勇敢”叙事从羡慕到产生怀疑，这样畸形的行业环境，如何能长久。

2023年初，离开上家媒体后，政治性抑郁困扰了我很久，我把不能发的稿子捡起来继续做，因为不想只做电话新闻，我自费出差，坐绿皮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和上海，见到了律师和受害者，绿皮火车上很难入睡，但我觉得很踏实。

去年，媒体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并出现在现场，比如4月份北京长峰医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发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参与而坐立不安，即使手里有在写的稿子也无法下笔。

涿州暴雨时，我又自费去了一趟现场，回来后决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里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很多有能力有热情的记者遇不到一个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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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来，我写了九篇报道，一类是突发热点和案件，一类是静态长报道，这是我入行以来受到的两种职业训练，调查报道和特稿，在业务讨论时，我时常听到关于两种类型报道的对立，但我的经验是两种思路相辅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间地带，用做调查的方式做特稿，寻找逻辑和证据链，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调查案子，在里面看到人性和背后的议题。

长报道要依靠大量采访，1月份哈尔滨的题，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实习同事一起在两周内采访了50多个人，后来大理的诈骗案，我采访了30多个人，跑了大理、永平县的村子、广州台山、浙江宁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虽然两篇报道最终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读后，仍觉得当时做得不错，不考虑投入精力和回报的采访，让报道内容非常扎实，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3月，我跟实习同事一起做了规培生自杀的报道，期间经历了我妈妈的肺结节手术，在医院陪护之余，我跟被家暴的凉山女性线上取得联系。手术结束后，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现场，路上收到了禁令。后来家暴事件因为警方通报影响而流产，好在后来有媒体发出了报道。

4月份，我开始操作大理诈骗案的选题，中间临时去湖南长沙，做了农村女性被性侵的报道，那是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事件，但报道背后，我体会更深的是弱势的受害家庭的困扰，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官方抗衡，代价是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展示给大众，也因此遭受当地警方的压力和诸多舆论压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儿找来要求删稿，我都不能答应，只能说一句，我理解你们有多难。

5月，大理诈骗案的受害者们很迫切，这几年我很少再感受到采访对象那么需要记者，需要被倾听，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采访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受害者，我还去大理跟调查经济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对话，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符号去看待。

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但自认为的努力能抵达的东西还是太少。我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题，像是苏州校车事件和冷藏货车女工死亡事件，后来，胡友平成为了最安全的公约数，但我一直对罪犯视角的报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参与灾难报道——京津冀暴雨一周年重建，积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结果一个现场都没能去成。

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