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下的愛與隔閡:烏東導演致陌生國與家的一封信

2024-10-03 | 來源: 聯合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世代間的政治立場歧異幾乎是每個國家必然面臨的問題，因為人們經歷不同的成長背景、國內外局勢的變化，自然養成了不同的價值選擇。而部分尚未走出歷史傷痕、尚未成為正常國家的新生民主國家，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分裂的國族認同。

這些問題在多數時候都被埋藏在生活瑣事之下，但當選舉到來，口號與標語鼓動人們表現自己的政治偏好時，世代裂痕便會擴大，這是民主國家無可避免的成長過程，而社會就是在一次次撕裂與愈合中向前。

然而，如今的烏克蘭面臨的卻是一次永久性的創傷。俄烏戰火連綿，人們的身體與靈魂也如同被轟炸過的城市愈趨殘破。

2024年台灣(专题)國際女性影展選映烏克蘭導演斯維蘭娜.利欽斯卡（Svitlana Lishchynska）的首部長片，在眾多關於俄烏戰爭、俄烏關系的電影中，本片視角顯得獨特，它由烏克蘭四代女性的故事組成，它拍攝了烏克蘭親俄地區、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在經歷戰爭後，心境與身份認同上的轉變。

▌檔案裡不再存在的國家

本片從女性的生命經驗出發，展現了外在情勢的變化如何悄然無聲地影響人們的生活。導演結合了檔案影像與家庭影像，不只呈現烏克蘭東南邊境的馬立波今昔變化，也折射出人們面對時代巨變的無力感。

斯維蘭娜的母親於1968年的“馬立波，烏克蘭，蘇聯”舉行婚禮，那是蘇聯即將邁入國家發展停滯的時代，也是東歐各國即將被布裡茲涅夫主義侵蝕的時代，但影像裡頭歡樂的氛圍，就如同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斯維蘭娜在1991年10月結婚，那是蘇聯的末日，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許多加盟共和國都已經獨立，蘇聯神話成為年輕人之間的笑料，人們以為自己擺脫了極權，邁向更自由的未來，卻沒想到自己長久以來浸淫的教育與價值體系，仍然深刻影響往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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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深入而脈絡性地了解自身家庭的人生經歷與價值選擇，正是本片的溫柔之處，這般敘事結構來自於導演試圖理解她身邊“最親密的陌生人”。正如本片的英文片名“A Bit of a Stranger”，“陌生”是導演家人之間的感受，也是烏東人對烏克蘭的感受，當國家失序，家庭似乎成為人們生活中少數可以掌控的范圍，希望彼此的連結能夠更為緊密，人們對於自己是誰、將要去哪裡的思考變得更為強烈。

斯維蘭娜年輕時前往基輔，缺席女兒莎夏的成長過程，更因此與家庭變得疏離，她在烏克蘭的電視頻道工作，學習從一個蘇聯人變成烏克蘭公民。1970年出生的她，經歷了蘇聯的黃昏與新生的烏克蘭。如今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斯維蘭娜的母親仍緬懷蘇聯時期，莎夏從小由祖母帶大，1993年出世的她，生於民主的烏克蘭，卻向往文化輸出更於強勢的鄰國俄羅斯，更不認為戰爭會來臨，直到戰爭爆發，莎夏的世界崩解，她一直以來對俄羅斯抱有極大的好感與善意，如今這個國家卻殺死了她的友人，她陷入嚴重的價值觀失調。

▌不相容的歷史記憶

在烏克蘭，所有的日常閒談都隱含政治性，包括將孩子送往烏克蘭學校與否、在生活中更偏好烏克蘭或俄羅斯的文化等等。即使是家人，在戰爭時期都很難將這些問題輕輕放下，若選擇對家人更為刻薄一些，連關起門來在家裡講俄語都可以互相批判。

斯維蘭娜選擇真實的呈現這些矛盾，因為這對她來說是破解俄羅斯宣傳的一種方式。她深刻挖掘“烏東人的身份認同”，這是一個親俄、俄羅斯化的地區，但這裡也經歷過1932-1933年的大饑荒，與蘇聯當局的迫害，創傷早已深植在人們的血液裡。對於烏東人來說，沒有任何一個身份能夠代表他們，他們生活在烏克蘭這個國家，但感受不到自己的烏克蘭認同，他們在文化與歷史記憶上更靠近俄羅斯，卻也深刻理解自己不屬於俄國。這裡仿佛一塊遺世獨立的荒原，人們總感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像個外國人，失了根，徒留空虛，也不知道如何去愛。

斯維蘭娜的母親緬懷蘇聯時期，但她卻深刻認同自己是烏克蘭人，外人認為互相沖突的價值觀，卻是她最堅定的身份認同。莎夏畢業於馬立波唯一的烏克蘭學校，學習了烏克蘭的語言、文學、歷史，但莎夏對烏克蘭卻沒有歸屬感。

烏克蘭國內並非只有單一族裔，使用語言也因地域而有明顯差異，烏克蘭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單一因素就可以解釋，更無法單純的以世代、社會階級??等任何一個指標來衡量與定義。當莎夏移居英國，她開始讓女兒聽烏克蘭歌曲，但這也不代表她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了，身份認同在他們身上並非0或1這樣明確，有時或許更像光譜，而他們從未在上頭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