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日中國家長的信:向遇害的10歲中日男孩致哀

2024-09-20 | 來源: 羅潔琪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從那以後，每天下午放學，我的女兒就跟著其他的日本孩子，走下山坡，再過一條馬路，在托管機構裡玩，等著媽媽來接。慢慢地，等她認識了路以後，我也放心讓她早晨獨自去上學。我交代她，到了學校以後，就找一片葉子，撕一個角落，放在學校大門的旁邊。這樣，等媽媽送弟弟去托兒所時，經過學校，看到暗號，就會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風。我找不到葉子，擔心得坐立不安，跑去學校的教務處確認。那是虛驚一場。

後來，有了一場真實的危險。

某天放學回來，女兒說，早晨上學，她突然想從另一個路口過馬路，是拐彎的地方。當她還在馬路中間時，一輛汽車疾馳而來。一個日本媽媽推著嬰兒車，正走在人行道上。她厲聲喊，“有孩子！車子慢下來！” 車子停了，我的女兒平安了。事後的恐懼讓我無比感激那個陌生的日本媽媽。我問女兒，那位媽媽長得是什麼樣子的？她說，記不清楚，她應該是正送孩子去幼兒園。於是，我寫了很多張日語的尋人啟事，貼在附近幼兒園門口。我想找到保護了我女兒的日本媽媽，當面感謝。可是，沒找到。我確信，那一刻，在她的眼裡，生命是一樣的，無論遇到危險的孩子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在日本生活的細節是綿密的，伴隨著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2018年的母親節，我帶著兩個孩子走進一個餐廳。雨很大，到達的時候，我和孩子們又濕又餓。我請服務員安排一個桌子，她搖頭說，聽不懂英語。於是，我拿起手機翻譯給她看，她拒絕看。後來，交鋒數次，她說必須要預約。我說，事先打電話預約，因為她不說英語，就沒成功。我請她教我，如何預約。她沒回答，逕自走到門口，打開了玻璃門，作出一個趕客走的姿態。我覺得很被羞辱，被歧視，把原因歸結為我是中國人。

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於是，和一位日本律師談了這件事情。他很熱心地幫我查到了那個餐廳的法律文件，並且給老板發了一封律師函。老板回信了，認為員工沒做錯什麼，只是語言的障礙，但是，他道歉了。我認為，事情進行到那一步，已經用了法律的手段，是理性和解的盡頭了，沒必要再對人心進行討伐。

就那樣，沖突是有真實的場景和人物，有說話的渠道，有辯解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仇恨。和日本學者一起時，我曾經問她們關於日本侵華歷史的看法。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說，她不滿意日本對軍國主義歷史的反思，當時，她在寫文章，在呼吁政府保留一個歷史遺址，用於警醒後人。而且，那麼多年，她一直積極地努力，希望增進中日之間的民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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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短暫生活後，才深刻地懂得民間交流的重要性。有了真實的接觸，就會感覺到對方生命的溫度，是真實又珍貴的生命，就像那個遇害的10男孩。我說他是中日男孩，不僅僅因為他有可能是日本父親和中國母親的孩子，而是因為，他是我們共同的孩子，一個曾經爛漫珍貴的生命，就像京都橋頭大聲對我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的孩子一樣。慚愧和抱歉的是，我沒能成為在中國街頭保護他的中國媽媽。

以下是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間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