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日中国家长的信:向遇害的10岁中日男孩致哀

2024-09-20 | 来源: 罗洁琪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我的女儿就跟着其他的日本孩子，走下山坡，再过一条马路，在托管机构里玩，等着妈妈来接。慢慢地，等她认识了路以后，我也放心让她早晨独自去上学。我交代她，到了学校以后，就找一片叶子，撕一个角落，放在学校大门的旁边。这样，等妈妈送弟弟去托儿所时，经过学校，看到暗号，就会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我找不到叶子，担心得坐立不安，跑去学校的教务处确认。那是虚惊一场。

后来，有了一场真实的危险。

某天放学回来，女儿说，早晨上学，她突然想从另一个路口过马路，是拐弯的地方。当她还在马路中间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一个日本妈妈推着婴儿车，正走在人行道上。她厉声喊，“有孩子！车子慢下来！” 车子停了，我的女儿平安了。事后的恐惧让我无比感激那个陌生的日本妈妈。我问女儿，那位妈妈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她说，记不清楚，她应该是正送孩子去幼儿园。于是，我写了很多张日语的寻人启事，贴在附近幼儿园门口。我想找到保护了我女儿的日本妈妈，当面感谢。可是，没找到。我确信，那一刻，在她的眼里，生命是一样的，无论遇到危险的孩子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细节是绵密的，伴随着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2018年的母亲节，我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一个餐厅。雨很大，到达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又湿又饿。我请服务员安排一个桌子，她摇头说，听不懂英语。于是，我拿起手机翻译给她看，她拒绝看。后来，交锋数次，她说必须要预约。我说，事先打电话预约，因为她不说英语，就没成功。我请她教我，如何预约。她没回答，迳自走到门口，打开了玻璃门，作出一个赶客走的姿态。我觉得很被羞辱，被歧视，把原因归结为我是中国人。

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于是，和一位日本律师谈了这件事情。他很热心地帮我查到了那个餐厅的法律文件，并且给老板发了一封律师函。老板回信了，认为员工没做错什么，只是语言的障碍，但是，他道歉了。我认为，事情进行到那一步，已经用了法律的手段，是理性和解的尽头了，没必要再对人心进行讨伐。

就那样，冲突是有真实的场景和人物，有说话的渠道，有辩解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仇恨。和日本学者一起时，我曾经问她们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看法。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说，她不满意日本对军国主义历史的反思，当时，她在写文章，在呼吁政府保留一个历史遗址，用于警醒后人。而且，那么多年，她一直积极地努力，希望增进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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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短暂生活后，才深刻地懂得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真实的接触，就会感觉到对方生命的温度，是真实又珍贵的生命，就像那个遇害的10男孩。我说他是中日男孩，不仅仅因为他有可能是日本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孩子，一个曾经烂漫珍贵的生命，就像京都桥头大声对我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的孩子一样。惭愧和抱歉的是，我没能成为在中国街头保护他的中国妈妈。

以下是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