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省的省委书记居然也是一个高危岗位?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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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