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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后中国"老赖"激增,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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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条款在此后几年里略有调整,对高消费的限制未曾改变。


沈逸凡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下,这些看似强硬、“实则温和,只是有些不合理之处”的强制惩罚措施是唯一能有效逼迫老赖还债的手段。

但在谈及出行工具限制、尤其是高铁时,沈逸凡表示这是失信制度的一个极大局限性。《规定》最早在2010年起草,2015年实施,已经有十年之久。高铁出行早已不是稀奇事,以王女士上海往返昆山为例,把低价的高铁列为高消费很不合理。


更何况,在携程等中介的加持下,手里掌握足够现金流且实际没有还款意愿的老赖依然可以凭借重现申领护照的方式避开规定、前往国外。

与此同时,老赖们的身份对中国全国是完全公开的,不仅有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网站不定期公布新增老赖名录和他们的个人照片,中国还特别建立了一个失信人查询网站,任何人仅靠姓名中的两个字和所在省份信息即查询到具体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根据该网站公开信息,截至发稿日,有逾32万人次进行了查询。

在这个网站上,老赖们的欠款从3万到3000万不等。

这样形式的信息公开和实际操作中的限制出行,在实操中对王女士这样的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经济复苏起到负面作用。

中国高校任教职的大陆法系于姓研究员解释:“学界关于这个也多有讨论,结论上,这些失信惩戒措施越多的地区或者行业里,现金持有者的投资意愿也越低一些,它确实有影响经济复苏的进度。”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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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在清算名下财产还掉部分款项后还剩下60万贷款,在这时她收到了高消费限制令,她觉得非常无力。


“高限下来的时候,法院和银行是不希望你去动用太多还没结算清楚的公司财产的,因为这样会涉及债务链等更麻烦的东西,他们希望的是我去进行正常商务活动还款,我钱都冻掉了还要怎么还这么大一笔债啊?”王女士表示。

她说:“我身边有朋友疫情前在全国开了200多家餐饮店,武汉疫情后三四个月就几乎全部关店,她后来欠款两千万,也没有本金再去折腾了,然后她直接申新护照去国外躲着赖死不还了,我们平心而论,这么大一笔钱,她还不了了啊!”

面对疫情以来攀升的失信人数据,最高法也多次发文要求地方创新失信人“准出”机制,提出尽管惩罚是一种胁迫还债手段,但是也得考虑让实际已经没有能力还债的人有喘息机会,强调“老赖”这个定义里“能还钱但是故意不还钱”的定义,把重点放在还钱能力上,降低这个连年攀升的数据。

目前中国对于失信名单的准出机制是“欠债还钱”,但是对于“老赖们”来说,中国现行执行规则里还有一项为“加倍迟延履行”的惩罚,会导致个人的债务越积越多。

沈逸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积压且日渐增多的债务,个人想要偿还很困难,甚至做不到,但目前最值得期待的是已经在大陆部分城市试点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它旨在为负债较重、偿还能力较弱但未回避履责的债务人对债务进行适当减免、分期或延时。

沈逸凡有接触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浙江温州一位货车司机由于交通事故产生了一百余万的赔偿。事故导致他不能再从事相关行业,他由此完全不能清偿这笔债务,于是,他上了黑名单成为被执行人。为了支付医疗赔款,这位司机还欠下很多外债。在多方担保、本人意愿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准许免去了三分之一债务,此后每月所得固定偿还一部分,他的亲戚帮忙偿还一部分,由此他个人从失信名单上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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