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里的统治者为啥称天子,又称可汗?

2024-08-08 |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南迁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上都改造成了汉人，褪去了身上的游牧色彩。当时的汉族士人认为孝文帝改制使得“礼俗之叙，粲然复兴”，对其“人神欣仰”“民不能名”。对于这一点，就连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认可。北魏末年，梁将陈庆之北伐后自洛阳南返，“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以来，南朝一直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但自己去过洛阳才发现，“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陈庆之在观察了中原的实际状况后，自觉地承认北魏已经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北魏自身的认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拓跋鲜卑原本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草原上的敕勒（高车）、柔然相似，风俗多以辫发为主（南朝方面因此称其为“索虏”）。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着汉服后，北魏朝廷反而将柔然视为“漠北辫发之虏”，俨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太武帝时期，出身北方第一流高门赵郡李氏的李孝伯与出身江南吴郡高门的张畅，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城下曾经有一场精彩的外交交锋。期间江南人张畅屡以“中华”“中国”自居。反观中州人李孝伯则谦称自己“久处北国，自隔华风”，言语之间，北魏是“夷”非“华”。以此推论，魏主自然乃是“可汗”而非“皇帝”了。到了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自称“中国”却成为普遍的现象。比如中书监高闾就上表把南朝宋、齐的建立者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非关中夏”。而元英上奏南伐齐朝时也声称：

“窃以区区（萧）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

孝文帝自己也常说，“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在他心目中，江南（南朝）并不是一个对手，而只是自己治下的一个僻远地域而已。在他的诏书里，甚至将南朝的荆、郢、东荆三州（今长江中游一带）等同于北方的“敕勒蛮民”……

从公元4世纪后期拓跋珪复国算起，拓跋鲜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迁都洛阳则象征着统治华夏文明中心的强大帝国的诞生。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鲜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了中原的“天子”——与此同时，拓跋祖先的另一个身份（“可汗”），则悄然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所幸，民歌《木兰辞》流传到了今天，也将那个“可汗”与“天子”并存的历史瞬间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