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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从妈妈的房子里滚出去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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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剧照


外公告诉她:“女工做不久,工作几年就嫁人了,年轻人还是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好”,于是她在18岁那年就前往深圳的工厂打工,中途赴美工作三年,之后便一直留在深圳。

她告诉我,直到27岁认识我爸爸,她才真正开始过自己的生活。而在外拼搏的近十年里,她都抱着一种重振家庭的信念,想着“家里那么穷,他们都需要钱”,于是将赚来的大部分钱寄回家中。


为此,她一直以来都在压抑自己的个人欲望和需求,“花钱一直都小心翼翼的,在美国那三年只买过一件衣服”;年轻的时候想省下钱寄回家,常年不吃早餐,后来就有胆结石了。

我能察觉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一直都有种作为“家庭顶梁柱”觉悟,尽管这通常只出现在长子身上。这也与潮汕的宗族文化相关:在外奋斗并不是单纯地为个人而拼搏,而是为了父母、兄弟姐妹、家族,甚至是为宗族。

得益于我妈妈赚回来的美金,家里终于熬出了头,盖起了大房子,生活也有所好转。但我妈妈也因为远在异国而错过了见早逝的外公最后一面……无论如何,妈妈其中的付出与牺牲不言而喻。

我时常会觉得,无论是面对不公的奋起反抗,还是在外多年的奋斗以及对困难的挑战精神,我妈妈的经历是那么符合传统叙事中对于男性强者和成功人士的塑造。如果她真的是一个“男人”,仅仅是用自身奋斗供养起整个大家族这一点,“他”就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但现实是,无论是她成长的年代还是现在,女孩自小被教育要照顾弟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更别提在重男轻女的风气下,女性会天然地被视为低于男性的第二性。




《你教会了我什么最重要》剧照

同时,另一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要求,不仅“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还要“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

“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上野千鹤子写道。


这种深植于社会的角色设定,意味着像我妈妈那样展现出独立和坚强的女性,她们为家庭所作的付出与牺牲仍旧被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如果家里有“真正的长子”,那么她为家庭做出的功劳和牺牲就更得不到肯定与认可。

作为一个好女人、好女儿,她要做的是扶持家中的男性成长,让他成为“真正的”顶梁柱。

正如我妈妈,即便为家族做了不少的牺牲,但她的努力也被视作理所当然。我试探性地询问她是否有不满和不甘,她也大多回复:“哪有想那么多!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有了钱都会寄回家里,不像你一样自己花掉的。”

一直以来,她在我面前都试图呈现出一种作为孩子的完美形象,或许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是个不听话、不顾家,以及没有“长子”担当的女儿。

但我还是从其他地方窥探到了一些她试图掩盖或淡化的真实想法:她抱怨过为什么外婆把寄回家的钱都给了舅舅,“都被他花光败光”,也用略带调侃甚至幸灾乐祸的语气说过:“希望她的儿子有出息能给我妈养老吧”。即便现在她与舅舅的关系显现出一种大人的从容和得体,我也能察觉到妈妈对他一直都有种怨气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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