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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從媽媽的房子裡滾出去了....(圖)

2024-05-10 | 來源: 南風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媽媽的怒吼在空氣中回蕩：“那麼討厭那麼恨我，那你就滾出去啊！滾出我的房子！”

2022年一個工作日早上，她突然向我拋來的厭惡和恨意。

這樣的場景和話語，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母女生活中，重復出現。每一次，那些話和行為都像是敲打在我的心上，讓我反復痛苦地思索她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再不走上班就要遲到了。於是我努力裝作沒聽見，試圖直接繞過她走出大門。但她開始憤怒地推搡我，似乎想將我從逃避的殼中拉出，迫使我面對這不斷升級的母女爭執。

“你這人真的是有毛病啊！你有病，為什麼非要怪我？家裡憑什麼要承擔你的問題？難道你過得不好就全是我的錯嗎？！”她的聲音逐漸升高，怒火似乎要將屋內的潮濕都蒸發掉。

那段時間我確實“有病”——嗜睡，毫無食欲，無法控制的痛哭……各種痛苦的症狀折磨著我。在朋友的提醒下，我去了醫院做診斷，最後確診了抑郁。

她的言語像鉤子一樣勾住了我最脆弱的部分，隨後就是一種“懸著的心終於死了”的感覺，我感到一切都塵埃落地。後來才知道，那是人在極度失望的情況下會有的感覺。

那天，我沒有像往常一樣哭著和她大吵，哭著質問她為什麼這樣對我。我只是轉身，打開門，下定了決心，離開了家。當晚，我就定好了周末要搬進去的房子。

《鸚鵡殺》劇照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搬出去住。但那個周末開始，我就再也沒有搬回家。

我們的關系並不是突然交惡的。長久以來，我都感覺到她對身為長女的我似乎有一套模糊的標准。她一邊對我充滿期待，一邊又持續打壓著我。但這種情況，似乎從未出現在我的弟弟妹妹身上。

我一直試著打破這種雜亂的狀態，試圖讓她梳理清楚她究竟想在我身上得到什麼。在那個遠離媽媽、通過心理咨詢等方式療傷的日子裡，我似乎在女性主義理論和書籍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的思路：

在結婚之外，獲取社會成就的更多途徑面向女性開放以後，女兒也開始難以逃脫母親的期待。女兒們成為“長著女人面孔的兒子”，背負著此前“長子”才有的責任和期待，但他們的女兒身份又讓母親無法釋懷與正視。

這份期待從那個還處於“母憑子貴”時代的外婆開始，傳導到身處開放騰飛的時代中在國外和深圳賺得第一桶金的媽媽，隨後傳到現在的我身上。在這個鏈條裡，互為母女關系的我們好像彼此的“分身”。為了打破這個傳遞的鏈接，我只能不斷地與我媽媽對峙。

逃離

我“滾”出媽媽的房子後，偶爾回到家與其他家人相處，但自始至終與她保持距離，同時也不再對她、對我們關系的改變抱有期望。

一直以來，每當我的女性朋友談到她和媽媽的一些相處和瑣事，我總會發自內心地感歎：“你和你媽媽關系真好。”因為那都會讓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和媽媽的關系。

我們一直住在同一屋簷下，這種密不可分的接觸，催生了無數的小爭吵和偶爾的大爆發。我們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因為她的暴脾氣，我挨打更是常有的事情。

我不是沒有對這樣不親近，甚至是有些交惡的母女關系產生過困惑，畢竟身邊的女性朋友大多是和媽媽關系更好（當然，也因為更多的家庭勞動以及親子感情的維系大多是她們媽媽進行，而在我們家，這些情感上的勞動更多是我爸進行）。

無論中外，在主流價值觀和社會的情感共同體中，似乎都存在著一個宛如聖母一般完美、善良又溫柔的母親形象。贊美和歌頌母親也是一種家庭倫理傳統，無數文藝作品都在宣揚母愛的偉大與無私，以及母女之間的親密和聯結。

在這樣的影響下，我也無法避免地對我媽媽有種理想化、完美化的期待。我希望她能夠全然理解我，對我展示出溫柔和無條件的愛，而不是時常顯示出的暴躁和情緒化。

《媽媽！》劇照

而她對我們的關系似乎也有同樣的困惑——每次吵完架，我們關系進入一段“緩和期”的時候，她是總會有點喃喃自語地問我：“為什麼你那麼喜歡和我吵架呢？我真的不明白。”有時候，我甚至能在她的困惑中察覺到一絲寂寞。

韓國心理學家金志允在《母女的世界：愛與憎的矛盾體》一書中寫道，母女的世界猶如交織在一起二三十年的線團。很多母女哪怕知道自己所處的艱難境地是因為對方造成的，也還是無法確定這到底是怎樣的矛盾。

我與我媽之間的關系，也一直都布滿了沖突和不解。而在沖突之中，我卻無法控制地變得越來越像她。我的語調、聲音甚至行事風格都與她越來越相似，弟弟妹妹經常會在某一刻突然感慨：“你剛剛那樣真的和媽媽好像。”

每次聽到，我的心裡都五味雜陳，腦子裡莫名回蕩起我們吵架時她總愛說的那句“你永遠是我的女兒”，也會感到緊張和不安。

自搬出家後，我和媽媽處於一種微妙平衡的狀態。而我也成功地在自己從小長大、與媽媽同在的城市，建立起了一個與家裡無關的生活和空間。我曾一度以為她對我幹涉已經消失。

但某一天，與室友共養的貓在我懷裡掙扎，嘗試掙脫走而咬了我一口。那一刻，我仿佛被觸動了某根弦，怒火在胸中燃燒，腦子只被一個想法占據：你怎麼敢咬我。現在回憶，當時的我像《閃靈》中的男主人一樣，拿著一把隱形的斧頭，對貓窮追不舍，只為抓住他泄憤。幾個躲避的回合後，我用力將掙扎著的它從沙發下拖出，手掌在憤怒的驅使下落在了它身上。

《閃靈》劇照

僅僅幾秒鍾後我就突然冷靜下來，隨後就被內疚感籠罩。我抱著受到驚嚇的貓，輕輕地撫摸著它，試圖安撫它的恐懼。看著它漸漸放松下來，突然間，媽媽的聲音和場景在我腦海中浮現：“我是生你養你的媽媽，你居然還敢頂撞我！”隨後，我想起了她拿著衣架毫不收斂地抽打我，而我一邊被打哭一邊試圖逃跑的場景。

這讓我覺得很恐怖，我竟然在不知不覺中，繼承了她的這份憤怒和暴力的沖動。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情況只存在於我與小貓的相處中。

我的潛意識裡知道，小貓依賴於我無法逃離，正如我的媽媽對待作為女兒的我那樣。當時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呼吸，都重復著曾經我媽媽的影子。

自那以後，我開始有意識地觀察自己，而那些不斷重復的與她相似的片刻都告訴我一個結論：無論我如何嘗試與母親保持距離，那些與她相似的部分，如同根深蒂固的藤蔓，已經在我的體內中生根發芽。我帶著她的痕跡成長，成為了一個既有她的影子，又試圖尋找自我獨立的女兒。

延續、中斷

很久以來，我都認為我和媽媽之所以變成這樣的關系，單純是我和我媽之間的問題。畢竟在社會文化的討論中，母女會天然地親近彼此、相信對方會無條件地認同自己。如果我做不到那樣，那只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隨著我逐漸成長，我開始意識到，雖然可能存在每個母親的個人性格和經歷所導致的問題，但同樣不能忽略她們所經歷的社會問題。

上野千鶴子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提到：個人對母親的怨恨和療愈的當然只能自己解決，但是在此之外，如果不去剖析、理解時代背景和社會結構，就無法打斷母親傳向女兒的暴力和幹涉的連鎖。

上野千鶴子

回顧我媽媽的經歷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其中並不難理解她為何是一個如此好斗、沖動、信奉叢林法則、功利主義、強勢且非常具有行動力的人。在她所生活環境，女性如果沒有上述特質，很難在殘酷的生存與競爭環境中“活出頭”。

她在20世紀70年代初出生，生活在揭陽普寧的一個小農村。他們有七個孩子，我媽媽在家中排第三。在潮汕重男輕女的文化背景下，我舅舅是唯一一個男丁。“男丁稀少”成為他們家庭在整個村子中被邊緣化甚至霸凌的原因。

她重復講述了其中一個故事：在又一次本應屬於他們的東西被人搶奪占據後，我的外公、外婆，也就是她的爸爸媽媽似乎再次選擇了沉默。而還是小女孩的她則是沖動又魯莽地拿上長棍去找當事人要個說法，質問對方為什麼要將自家挖的水截走。

和我們說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媽依然會氣得咬牙切齒：“我當時經常在想，為什麼我不是一個男人，為什麼我不會功夫或者武術，這樣我們家就不會被欺負了。”

這份剛強，讓她成為當時少數沒有選擇留在老家，而是出去闖蕩的女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潮汕普寧匯集了大量工廠，對女工一直有著大量需求，女性在當地大多能有不錯的崗位和薪酬，更不會向外跑。

《女兒》劇照

外公告訴她：“女工做不久，工作幾年就嫁人了，年輕人還是去大城市見見世面好”，於是她在18歲那年就前往深圳的工廠打工，中途赴美工作三年，之後便一直留在深圳。

她告訴我，直到27歲認識我爸爸，她才真正開始過自己的生活。而在外拼搏的近十年裡，她都抱著一種重振家庭的信念，想著“家裡那麼窮，他們都需要錢”，於是將賺來的大部分錢寄回家中。

為此，她一直以來都在壓抑自己的個人欲望和需求，“花錢一直都小心翼翼的，在美國那三年只買過一件衣服”；年輕的時候想省下錢寄回家，常年不吃早餐，後來就有膽結石了。

我能察覺到，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她一直都有種作為“家庭頂梁柱”覺悟，盡管這通常只出現在長子身上。這也與潮汕的宗族文化相關：在外奮斗並不是單純地為個人而拼搏，而是為了父母、兄弟姐妹、家族，甚至是為宗族。

得益於我媽媽賺回來的美金，家裡終於熬出了頭，蓋起了大房子，生活也有所好轉。但我媽媽也因為遠在異國而錯過了見早逝的外公最後一面……無論如何，媽媽其中的付出與犧牲不言而喻。

我時常會覺得，無論是面對不公的奮起反抗，還是在外多年的奮斗以及對困難的挑戰精神，我媽媽的經歷是那麼符合傳統敘事中對於男性強者和成功人士的塑造。如果她真的是一個“男人”，僅僅是用自身奮斗供養起整個大家族這一點，“他”就已經做得足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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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是，無論是她成長的年代還是現在，女孩自小被教育要照顧弟妹、幫助母親料理家務，更別提在重男輕女的風氣下，女性會天然地被視為低於男性的第二性。

《你教會了我什麼最重要》劇照

同時，另一個性別因素也不可忽視。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母親對女兒的期待，包含著與對兒子的期待不同的兩面性。母親對女兒發出雙重要求，不僅“要像兒子一樣成功”，還要“要成功地做一個女兒（女人）。”無論哪一種，在母親對女兒的“別像我這樣”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犧牲的意味，又隱含著“讓我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譴責。

“母親一方面期待著女兒，可當女兒真的實現了自己未能達成的欲求，卻又不會只是單純的高興，而會懷有更復雜的心情。兒子無論實現了什麼，母親都無需與他競爭，性別在這種時候起到便利的緩沖作用。但女兒不同。因為同為女性，母親無法為自己找到借口。”上野千鶴子寫道。

這種深植於社會的角色設定，意味著像我媽媽那樣展現出獨立和堅強的女性，她們為家庭所作的付出與犧牲仍舊被視為理所當然。同時，如果家裡有“真正的長子”，那麼她為家庭做出的功勞和犧牲就更得不到肯定與認可。

作為一個好女人、好女兒，她要做的是扶持家中的男性成長，讓他成為“真正的”頂梁柱。

正如我媽媽，即便為家族做了不少的犧牲，但她的努力也被視作理所當然。我試探性地詢問她是否有不滿和不甘，她也大多回復：“哪有想那麼多！那個時候大家都是這樣的，有了錢都會寄回家裡，不像你一樣自己花掉的。”

一直以來，她在我面前都試圖呈現出一種作為孩子的完美形象，或許因為這樣，她就可以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來審判我是個不聽話、不顧家，以及沒有“長子”擔當的女兒。

但我還是從其他地方窺探到了一些她試圖掩蓋或淡化的真實想法：她抱怨過為什麼外婆把寄回家的錢都給了舅舅，“都被他花光敗光”，也用略帶調侃甚至幸災樂禍的語氣說過：“希望她的兒子有出息能給我媽養老吧”。即便現在她與舅舅的關系顯現出一種大人的從容和得體，我也能察覺到媽媽對他一直都有種怨氣和不滿。

或許長期以來，她都在和舅舅爭奪家裡的“長子”之位。

相似的軌跡不同的道路

了解媽媽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以及經歷之後，我確實為很多事情都找到了緣由。我媽媽的歷史像是一個可以給我對照的藍本，通過對比分析，很多從前想不明白的地方、她為何這樣那樣對待我的疑問都迎刃而解。

例如，最初還住在家裡的時候，我如她所願地乖乖補貼家用，但和她所遭遇的一樣，她期望我所做出的努力和犧牲都被視作理所當然。當我開始質疑這種索取，選擇從家裡搬出去，想要遠離她的控制以及擁有獨立空間後，爭吵的內容變成了我是“自私不顧家”的壞人，以及“拿著本該給家裡的錢去給外人還房貸”的不孝女。

好幾次，我都泣不成聲、強忍哭到腦袋發脹的不適地向心理咨詢師描述我的不甘：“我明明就做了很多事情，多到已經超出了身邊部分同齡人。為什麼她就是看不見，也看不見對我的傷害，非要直接把我整個人都全盤否定了呢？”

《現在去見你》劇照

心理咨詢師提醒我：“或許，你的媽媽是在嫉妒你也說不定。可能之前她為了獲得父母的認可，選擇放棄自己的生活，對他們的要求全盤接受。但同樣的事情到了你這裡，你沒有像她一樣奉獻自己，而是選擇尊重自己的意願，去過了自己的生活。她可能自己都沒察覺到，她很羨慕。”

那一刻，我意識到我與媽媽的生活軌跡驚人地相似，卻也截然不同：我們都是家裡的女兒，但我拒絕了她成為“長子”的人生軌跡。

我是家裡的大女兒，妹妹排第二，弟弟最小。一直以來我都能感受到，相較於我和妹妹，父母對弟弟有著更多關注以及更寬容的態度：我和妹妹從小就被要求要學會做飯照顧家人的飲食，成年之前就時常負責家裡的三餐，但我的弟弟直到現在都從未做過一頓像樣的飯；分配家務勞動的時候，我和妹妹永遠會被安排，但弟弟則可以消失；弟弟向父母提出的需求大多不會被擱置，因為持續有著良好反饋，比起我和妹妹，他會更願意表達並繼續提出需求……

相較於輿論場中被抨擊的那些重男輕女的案例，存在於我家的不平等是更加隱秘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模糊難辨、糊成一團的，所以也很難去實質性地反抗些什麼，只是會在某些瞬間突然感覺到，我和妹妹是一個陣營，爸爸媽媽和弟弟是另一個陣營。

一次在爸媽房間的資料櫃裡找文件的時候，我翻出了家裡的三本護照——屬於我爸媽還有弟弟。現在想來，這個情況是可以被解釋的：弟弟高考需要加分，爸媽抓緊讓他落了戶，順手就把護照也一起辦了。但當下的我莫名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有什麼緊急事情需要出國的話，能走的就是他們三個人，我和妹妹被留下。”

這些意識到區別的瞬間堆積起來，時常會讓我感到痛苦：媽媽對我和對弟弟的評價完全是兩套系統的，她對弟弟從不吝嗇贊美，但只會一直和我說“你還不夠好”。雙重標准下，弟弟不用做太多事情，去證明自己、挑戰自己，就輕輕松松就擁有了我想得到的認可和關注。

與此同時，她對於我需要盡早獨立並反哺家庭這件事情也有種過分苛刻的執著，但她卻很少對弟弟表達過同樣的期望。正如外婆對待她和舅舅的那樣。

她在年輕時就堅定地承擔了家庭責任，希望通過自己的犧牲獲得外婆的肯定和家庭的和諧。她對我施加同樣的期望，希望我繼承這一角色，因此不理解我追求獨立的決定。

我曾以為，母親對我的“針對”都是無理由的，僅僅是因為她不喜歡甚至討厭我。也正因此我更難去反駁和抗衡，只能在深夜想起來的難過得流淚。

《歡樂頌》劇照

但反思這一切後，我開始理解母親的復雜情緒：她對自己的選擇感到自豪也並不後悔，卻又包含了一種難以釋懷的“憑什麼你就可以享受生活，那我當初那麼拼命算什麼”的不甘心。

另一方面，在外打拼多年的她也肯定體會過女性在這個社會上所遭受的不公對待，因此極度慕強且恐弱，也要求我也要像個男人、像個強者一樣思考和行事。

當我得知媽媽從前也經常因為舅舅被溺愛的情況，會像我和她吵架一樣，和外婆大吵特吵好幾回（現在也偶爾也會爭辯），或者以為自己是外婆最討厭的孩子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曾經的媽媽和我一樣啊。”

一直以來，我也能感覺她給自己徒增了很多壓力，比如“必須變強”的壓力，那是我媽媽的媽媽，就也就是我外婆施加的壓力。而她也將這個壓力傳導給我。

即便我的媽媽是我人生中擁有最初的絕對權力者，卻仍伺候並被控制於更為強有力的權力者——是外婆、是舅舅，也是我弟弟。

正因為我得知媽媽在過去也同樣遭受了來自母親重男輕女、不被認可的傷害，我才明白她的一些行為不僅僅是一個選擇，而更多是無數歷史和文化因素復雜作用的結果。

這種行為模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對既有不平等的接受，實際上或許也是一種無意識的適應機制，是她在那個環境下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她和我一樣是受害者。她也曾像我現在一樣，一直在和家裡的弟弟暗中較勁。

我仍會期待對話那天

在習慣了自己獨立生活，有穩定的社交圈子後，且開始試圖理解母親後，“家”以及“母親的認可”對我已不像從前那麼有吸引力。我回家的周期不斷地延長，甚至兩三個月才回去一次。

我能感受到我們的關系不再那麼劍拔弩張，她對我們的關系似乎也反常地有所反思。一次全家人熱烈的飯桌聊天之後，飯桌上只留下我們兩個人。

我們聊到了什麼，她深深地歎了口氣，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你知道，媽媽年輕的時候真的過得很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你們有更好的生活。可能我方法不對，說話也難聽，但我真的希望自己女兒過得好。”

她的聲音裡帶著一種罕見的溫柔和無奈。那一刻，我們之間的空氣中也彌漫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感。我鼻子酸了酸，眼眶也發熱，但因為不習慣和她太過親近，我還是選擇把情緒壓制下來。

我知道，因為她十分能幹，為了我們拼命賺錢，支撐起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生活需求，我才可以不用像她一樣當“長子”，才可以去過自己的生活。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在我們關系處於破裂邊緣的時候，我曾一度想過，要不就這樣吧，就這樣永遠不要對話、永遠不要有期待、冷淡地和她維持基本的聯系，做好基本的作為成年人的職責就好了。

但在去年過年回家時，我看到在我記憶中一直做什麼事情都風風火火、過於有能量的媽媽有些面色憔悴，身體因為屋子裡的濕冷而有些微微蜷縮時，才開始意識到她也是會老去，會有成為弱者的那一天。

我想起上野千鶴子在書中提到的一處細節：在她40歲的時候，突然發現她母親已經成了弱勢——母親患了癌症，還是個病人，如此一來，她就錯過了與母親對決的時機。“要是一開始堅持對峙，說不定我們就會走出母女關系，成為忘年交，聽她講講‘我年輕那時’的故事呢。結果到了最後，我們還是沒有成為那種關系。”

我意識到，如果我繼續選擇避開，一直對我們的關系放置不管，不去真正理解她的痛苦與無奈，在她變為弱者之前仍無法與她對話，或許有一天我也會因為從未觸碰到她真實想法，而活在這樣或那樣的遺憾或者陰影之中。

一直以來，我都莫名會回憶著一個場景：一次我媽媽和其他女性長輩閒聊時，我的二姨放話，認為女兒的關系肯定是和媽媽更好的，她也自認為她的女兒、我的表姐和她關系很好。當時還是初中生的我忍不住反駁，可是我和爸爸關系就很好啊，和媽媽就一般。

我不太記得當時媽媽的表情，但聽到這話大抵是不開心的，或者是有些尷尬和失落。二姨或許是打圓場、或許是真的那麼想，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教道：“我跟你講，女兒長大了自然就會和媽媽關系好了。”

《她和她的她》劇照

現在，我長大了，我和我媽媽關系依然算不上好。

但隨著我逐漸長大，成為一個成年女性、一個女性主義者，我也確實從另一個層面理解了這句話背後所隱藏的邏輯和預設：有些感悟與經驗，是僅存在於女性之間的。只有女性會經歷，只有女性會痛苦。也正因如此，身為女兒的女性會在日後的某一瞬間開始理解母親的行為和用意。

這些理解的瞬間像是一塊塊基石，能夠搭建出一條接近從前屬於“上位者”的母親的上升階梯。幸運的話，兩者會脫離彼此的母女身份，成為兩個獨立又平等的人，在同一水平的平等空間進行對話。

我仍會期盼那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