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筹组“全球专制者联盟”
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沙亲以反伊政策，对于沙乌地阿拉伯是重大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乌地阿拉伯加大了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打击伊朗及亲伊势力的力度。直接介入叶门内战即是突出表现。而遭遇撕毁伊核协议、被美国重启制裁的伊朗，则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在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对抗中处于下风。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诱杀，更是让伊朗遭到极大挫伤。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叶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叶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乌地阿拉伯对叶门的入侵。而沙乌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军队，在叶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甚至连吃败仗。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乌地阿拉伯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乌地阿拉伯并未成功利用川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川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欧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乌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係的意愿。这显然对沙乌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乌地阿拉伯入侵叶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乌地阿拉伯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乌地阿拉伯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乌地阿拉伯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衝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川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衝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美联社）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衝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川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愿与沙乌地阿拉伯继续陷入零和式的殊死斗争，而是希望得到喘息，优先解决国内的动盪及与其他什叶派盟友的纷争。
于是，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不约而同的有了减少衝突、缓和关係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和谈与复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为什麽协议的签署是在中国北京，而非传统上更普遍的在美国抑或欧洲某地签约呢？扮演调停角色的为何是中国政府，而非更多参与中东和谈的欧美呢？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下的一种必然，也是中国对中东事务介入加深的表现之一。最近数十年来，随著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入，所参与的外交调停越来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中国在调停中大多是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仅仅是在欧美主导下，参与一些例行公事的调解。但中国越来越不甘于做“配角”，试图主导一些国际纷争的调停权。而本次促成沙伊复交，就是一次较为突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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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叶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叶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乌地阿拉伯对叶门的入侵。而沙乌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军队，在叶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甚至连吃败仗。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乌地阿拉伯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乌地阿拉伯并未成功利用川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川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欧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乌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係的意愿。这显然对沙乌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乌地阿拉伯入侵叶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乌地阿拉伯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乌地阿拉伯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乌地阿拉伯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乌地阿拉伯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衝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川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衝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美联社）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衝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川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愿与沙乌地阿拉伯继续陷入零和式的殊死斗争，而是希望得到喘息，优先解决国内的动盪及与其他什叶派盟友的纷争。
于是，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不约而同的有了减少衝突、缓和关係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和谈与复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为什麽协议的签署是在中国北京，而非传统上更普遍的在美国抑或欧洲某地签约呢？扮演调停角色的为何是中国政府，而非更多参与中东和谈的欧美呢？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下的一种必然，也是中国对中东事务介入加深的表现之一。最近数十年来，随著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入，所参与的外交调停越来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中国在调停中大多是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仅仅是在欧美主导下，参与一些例行公事的调解。但中国越来越不甘于做“配角”，试图主导一些国际纷争的调停权。而本次促成沙伊复交，就是一次较为突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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