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14年文艺兵,66岁无儿无女
转业费看似不少,但当时国内只允许兑换15美金的外汇数额,人民币(专题)再多也带不去美国。二哥替我想了个主意,他连夜去苏州花一万元买了把高级小提琴,让我把琴带在身上,生活不下去了就卖琴换钱。
离家前夕,我抱着琴久久无法入睡,内心很挣扎。琴带走了,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可如果不带琴,我真能靠着15美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吗?
次日临行前,我将琴塞在父亲怀里,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亲保证,自己肯定能在美国想办法养活自己。听了这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转过身偷偷抹眼泪。经过生活的摧残,俩人这会儿面颊凹陷、鬓角头发全白,看起来既苍老又脆弱,看得我十分心疼。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总是穿得很朴素,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从上海到芝加哥(专题)的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的眼泪几乎没断过,除了对故土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里的15美金,就只有手里拎着的破行李箱,里头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张全家福,和牙刷牙膏、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用赤手空拳来形容也不为过。
等我真正下了飞机,忧虑变成了茫然。我以前没见过真的外国人,此刻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全是高个子外国人,肤色有黑有白,头发有黄有绿,连眼珠子都是蓝莹莹的。某个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地球上。
我不会英文、不认路、又没钱,也找不到学校事先说好来接应的老师,只能拎着行李箱在机场毫无目的地瞎走,越走越晕乎。最后,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出了机场,也不管钱够不够,直接上了辆出租车,给司机递上事先用英文写好的学校地址,顺利抵达林肯大学,连车费都是到校之后教务主任给付的。
初来乍到,语言成了我适应大学生活的最大障碍。我的室友名叫Lorry,是个白人女孩儿,蓝眼睛红头发,刚见面时,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看,叽里咕噜说了串英语,我赶紧翻字典和她沟通。原来她是怕我不认路,邀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Lorry的友善让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在诺大的美国也算有个安身之所了。
我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硬着头皮上专业课。听不懂就用录音笔录下来,托同学Susan帮我做些英文笔记,晚上再对照录音和笔记通宵达旦地查字典。周末同学去看电影了,我继续在宿舍写作业,每天都睡得很晚。
Susan后来变成我的闺蜜和终身好友。
无奈我基础太差,尽管拼了老命,凡是用英文作答的科目,比如电脑、音乐史,无一例外全得了D-,实在有些难为情。好在我的声乐和小提琴都是A,并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成了学校乐队的小提琴首席,还在歌舞剧中担任女主角,一下子成了校园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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