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份簡歷被拒,我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
在哈佛,剛入學的學生要經歷一場名為“comps”的選拔賽,競爭400多個學生組織的席位。據《哈佛紅報》2017年的數據,負責校園導覽的Crimson Key Society淘汰了88.5%的申請人。你以為進了哈佛,人生就會一路暢通?不,前面還有一個又一個的“賽道”,等著你繼續被篩。
更諷刺的是,這些拒絕,很多時候都是學生彼此之間制造的。教授們也感到困惑:你們已經夠優秀了,為啥還要互相折磨?答案很簡單:這就是他們熟悉的生存方式。有人說得很好:“你跳過了考進哈佛這道大火圈,接下來就會上癮地想繼續跳,繼續飛。”
即便你在社團立足了,游戲也還沒結束。下一輪是選課、選專業。比如我在耶魯開研討課,每次有120人申請,最後只能收24人。我讓他們寫短文介紹自己,老實說,我的評判標准並不科學。一個短短的文段、一個GPA,真能代表一個人的能力嗎?答案是:根本不能。
而這還只是“看得見”的拒絕。更多的是每天發生在生活裡的微妙打擊:發的朋友圈沒人點贊、羨慕的社交圈把你排除在外、對你有好感的人突然不見了蹤影、在交友App上右滑無數次,依舊零回應。還有那些從來沒走進名校大門的孩子們,他們在中學時就被標准化考試判了死刑:“你不夠聰明,別想翻盤。”
我問過這些年輕人,長期活在這種“比輸贏、比篩選”的環境裡,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性格?一位女生跟我說,她變得更冷靜、更防御,“我像是一直披著一層鎧甲。”一個留學生說,美國同齡人都練就了完美的“電梯演講”技巧,三句話就能包裝出一段打動中年人心的故事。我稱這種現象為“選美小姐綜合症”:你問問題,他們笑著給出一個模范答案,一字一句都像寫給招生官的。
有個男生說,他變得更看重安全和穩定,哪怕代價是放棄探索。他怕再次被否定,怕再一次落空。
後來,大衛·威格諾又發來一封郵件,他說,這種拒絕文化讓許多年輕人不得不提前做出人生決定。12歲之前就要定下主攻方向,18歲要有完整的敘事,大學裡最好選一條明確職業路徑,否則你就會被“系統”淘汰。
於是,金融和咨詢行業盯上了這點——他們在大二時就提前發Offer。很多人才19歲,根本沒搞清楚自己想做什麼,就被一份薪資不錯、名聲響亮的工作提前“安頓”了未來。沒錯,你接下來的20歲也許會泡在PowerPoint裡,但起碼不用每天活在“我又被拒了嗎”的焦慮中。
有個女生告訴我,到了大四快畢業那會兒,同學之間已經分成兩撥:一撥人准備去銀行、咨詢,早早拿到工作,開始挑公寓、買家具;另一撥人則仍然迷茫地站在十字路口,尤其是想從事“創造性”行業的人。他們曾以為名校文憑是通行證,結果發現,可能變成沉重的枷鎖。有的名校生甚至不敢在簡歷裡寫出自己讀的是哪所學校,怕被貼上“精英”的標簽。
《大西洋月刊》的Rogé Karma 和 Derek Thompson最近一直在關注一個很吊詭的現象:就業市場失業率很低,但剛畢業的年輕人卻不停遭拒。他們提出幾個可能的解釋:比如現在的職場人跳槽少了,新崗位自然也就少;也可能是大學文憑“貶值”了;又或者,是AI的沖擊已經開始顯現,企業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新人了。
也可能,根源在於我們培養的“知識精英”太多,而崗位不夠。或者就是簡單的“申請變得太容易”,導致競爭白熱化。據《商業內幕》數據,2019年一個知識型崗位平均收到93份簡歷,如今則是244份。
有個女生感慨地說:“我真希望我年輕的時候是在90年代,那時多容易。”我告訴她:沒錯,我就是90年代長大的,確實容易太多了。
心理學家Roy Baumeister 等人研究表明:長期經歷被拒的孩子,會變得更暴躁、更缺乏同理心、自控力也會變差。這些都不難理解,因為被拒正好擊中了人最基本的三大需求:歸屬感、掌控感和能力感。當你每天都被系統、社交圈、甚至AI告訴“你不行”,你真的會開始相信。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不再規劃未來,不存錢、不買房。他們說,世界太不穩定,幹嘛為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二十年後的美好生活犧牲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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