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聞] 《紐約客》:回到我被殘忍強奸的現場
被強奸時，我是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生，正在撰寫一篇關於中世紀女性神秘主義者的論文。這些女性在傳遞上帝之聲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形成了英語中最早的女性文學。強奸事件後，我沉浸在對性暴力的倫理和哲學研究中。我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得到回應或詮釋，希望強奸帶來的道德傷害能被命名和承認。四十年後，我帶著某種緊迫感重新開始了這項工作。
強奸的一個主流定義是“未經同意的性行為”。蘇珊·布裡森指出，“侵犯”的概念已嵌入我們對謀殺和盜竊行為的理解中，但當強奸被定義為“未經同意的性行為”時，這種對侵犯的理解便失效了。她問道：“你同意被人打耳光嗎？你同意公司被挪用公款嗎？盜竊是‘缺少同意的贈予’嗎？謀殺是‘缺少同意的協助自殺’嗎？” 為何唯獨在強奸的定義中，“侵犯”沒有被完全嵌入？
仿佛我們的語言資源會從恐慌的報復心轉向煽情的多愁善感，或陷入膚淺而可怕的誤解。讓我們從哲學角度思考“同意”和“性”這兩個在強奸法律術語中至關重要的詞。它們依賴於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個協調一致的自主個體，以及該個體應享有的權利。強奸犯“未經我的同意”行事，意味著他“剝奪了我的自主權”，“侵犯了我的權利”。這種表述蒼白無力，甚至有些可笑。他侵犯的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本人。這種語言假定了一種完全契約化的人際關系理解，仿佛身份在我們的相遇之外仍能完好無損或穩固存在。“靈魂謀殺”最接近我對所受傷害的理解。這是弗洛伊德案例研究對象丹尼爾·保羅·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使用的術語，也是倫納德·盛戈爾德（Leonard Shengold）在其1989年關於兒童虐待的震撼性著作中再次使用的術語。我更願意說，我的強奸犯是“靈魂盲”的——他無法從我的身體中看到我的靈魂。而正如20世紀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所言，人類的身體是人類靈魂的最佳寫照。
至於“未經同意的性行為”，沒有任何被強奸的女性會將強奸經歷與“性”有任何關聯。我是“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與強奸犯發生了性行為”嗎？他是“與我發生了性行為”嗎？這種說法聽起來本該是荒謬的。在何種對“性”的理解下，這種表述甚至能被構想出來，更遑論成為司法定義的黃金標准？強奸犯是在我們的愛情背景和可能性之下、在我們可能以親密、信任和奇妙的方式迎接激情擁抱、狂喜、背叛的可能、淚水和笑聲的背景下入侵我們的身體。強奸犯強行進入我們的身體、壓在我們身上，但我們與強奸犯之間沒有任何“共享”。我記得強奸犯想吻我時那種令人作嘔的不協調感，仿佛我們是戀人。他並非“與我發生了性行為”。法律學者凱瑟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寫道：“問題在於，強奸的傷害在於該行為對受害者的意義，但其刑事定罪的標准卻在於該行為對施害者的意義。”
正如哲學家J.M.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所闡述的，身體是一種道德形式，因為我們依賴彼此來維持人性的感覺。暴力的強奸犯明白這一點，這也是他摧毀我們的方式。他沖破我們身體和靈魂的完整性，仿佛在說：“沒有什麼你的內在是我無法觸及的。”
強奸犯暗示他知道我住在哪裡，並偷走我家的鑰匙，目的是恐嚇我。如果不是船閘管理員報了警，誰知道我是否會報案？試圖讓受害者沉默，是切斷與他人聯系的一種方式，從而切斷被承認的可能性。
在事件發生後的最初階段，我是如何被“承認”的？我被陌生人強奸，並且我的話被相信了。我從未經歷過許多被熟人強奸的女性所遭受的“不被采信”的困境。為我提取強奸證據的醫生與我討論了當時正在撰寫的論文，仿佛——令人驚訝地——我仍有話可說。強奸當晚，我在電話裡與一位強奸危機中心的女性交談，她是律師，也是強奸幸存者。我從她那裡得知，生活可以繼續，強奸之後仍有人生。但另一位我在強奸危機中心當面拜訪的女性，卻希望我以一種我無法做到的方式談論強奸。她說我太實事求是了，不斷追問：“你實際感覺到了什麼？” 感受太多了，但我無法也不想說，尤其不想對她講。我記得她曾說，我必須接受“所有男人都是強奸犯”。1975年，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女性主義經典著作《違背我們的意願》（Against Our Will）中為強奸書寫了一段歷史：強奸“無非是所有男人通過有意識的恐嚇過程，使所有女性處於恐懼狀態”。我也讀過這本書，我理解這種謬論在女性主義文獻中的來源，但作為一種咨詢方式，它是一場災難。我不責怪那位志願者：或許這種口頭禪保護了她自己免受傷害史的困擾。
至於我，我必須學習——我想要學習——並非所有男人都是強奸犯。強奸犯的面具讓他成為“所有人”，他可能是任何人。他說他知道我住在哪裡，他看到了我，但我沒有看到他，我不知道他是誰。他是地鐵上如此專注地盯著我的那個男人嗎？還是我想象中跟著我回家的那個男人？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強奸的一個主流定義是“未經同意的性行為”。蘇珊·布裡森指出，“侵犯”的概念已嵌入我們對謀殺和盜竊行為的理解中，但當強奸被定義為“未經同意的性行為”時，這種對侵犯的理解便失效了。她問道：“你同意被人打耳光嗎？你同意公司被挪用公款嗎？盜竊是‘缺少同意的贈予’嗎？謀殺是‘缺少同意的協助自殺’嗎？” 為何唯獨在強奸的定義中，“侵犯”沒有被完全嵌入？
仿佛我們的語言資源會從恐慌的報復心轉向煽情的多愁善感，或陷入膚淺而可怕的誤解。讓我們從哲學角度思考“同意”和“性”這兩個在強奸法律術語中至關重要的詞。它們依賴於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個協調一致的自主個體，以及該個體應享有的權利。強奸犯“未經我的同意”行事，意味著他“剝奪了我的自主權”，“侵犯了我的權利”。這種表述蒼白無力，甚至有些可笑。他侵犯的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本人。這種語言假定了一種完全契約化的人際關系理解，仿佛身份在我們的相遇之外仍能完好無損或穩固存在。“靈魂謀殺”最接近我對所受傷害的理解。這是弗洛伊德案例研究對象丹尼爾·保羅·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使用的術語，也是倫納德·盛戈爾德（Leonard Shengold）在其1989年關於兒童虐待的震撼性著作中再次使用的術語。我更願意說，我的強奸犯是“靈魂盲”的——他無法從我的身體中看到我的靈魂。而正如20世紀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所言，人類的身體是人類靈魂的最佳寫照。
至於“未經同意的性行為”，沒有任何被強奸的女性會將強奸經歷與“性”有任何關聯。我是“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與強奸犯發生了性行為”嗎？他是“與我發生了性行為”嗎？這種說法聽起來本該是荒謬的。在何種對“性”的理解下，這種表述甚至能被構想出來，更遑論成為司法定義的黃金標准？強奸犯是在我們的愛情背景和可能性之下、在我們可能以親密、信任和奇妙的方式迎接激情擁抱、狂喜、背叛的可能、淚水和笑聲的背景下入侵我們的身體。強奸犯強行進入我們的身體、壓在我們身上，但我們與強奸犯之間沒有任何“共享”。我記得強奸犯想吻我時那種令人作嘔的不協調感，仿佛我們是戀人。他並非“與我發生了性行為”。法律學者凱瑟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寫道：“問題在於，強奸的傷害在於該行為對受害者的意義，但其刑事定罪的標准卻在於該行為對施害者的意義。”
正如哲學家J.M.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所闡述的，身體是一種道德形式，因為我們依賴彼此來維持人性的感覺。暴力的強奸犯明白這一點，這也是他摧毀我們的方式。他沖破我們身體和靈魂的完整性，仿佛在說：“沒有什麼你的內在是我無法觸及的。”
強奸犯暗示他知道我住在哪裡，並偷走我家的鑰匙，目的是恐嚇我。如果不是船閘管理員報了警，誰知道我是否會報案？試圖讓受害者沉默，是切斷與他人聯系的一種方式，從而切斷被承認的可能性。
在事件發生後的最初階段，我是如何被“承認”的？我被陌生人強奸，並且我的話被相信了。我從未經歷過許多被熟人強奸的女性所遭受的“不被采信”的困境。為我提取強奸證據的醫生與我討論了當時正在撰寫的論文，仿佛——令人驚訝地——我仍有話可說。強奸當晚，我在電話裡與一位強奸危機中心的女性交談，她是律師，也是強奸幸存者。我從她那裡得知，生活可以繼續，強奸之後仍有人生。但另一位我在強奸危機中心當面拜訪的女性，卻希望我以一種我無法做到的方式談論強奸。她說我太實事求是了，不斷追問：“你實際感覺到了什麼？” 感受太多了，但我無法也不想說，尤其不想對她講。我記得她曾說，我必須接受“所有男人都是強奸犯”。1975年，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女性主義經典著作《違背我們的意願》（Against Our Will）中為強奸書寫了一段歷史：強奸“無非是所有男人通過有意識的恐嚇過程，使所有女性處於恐懼狀態”。我也讀過這本書，我理解這種謬論在女性主義文獻中的來源，但作為一種咨詢方式，它是一場災難。我不責怪那位志願者：或許這種口頭禪保護了她自己免受傷害史的困擾。
至於我，我必須學習——我想要學習——並非所有男人都是強奸犯。強奸犯的面具讓他成為“所有人”，他可能是任何人。他說他知道我住在哪裡，他看到了我，但我沒有看到他，我不知道他是誰。他是地鐵上如此專注地盯著我的那個男人嗎？還是我想象中跟著我回家的那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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