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刊文:我們還有什麼辦法限制總統的權力?
特朗普現在正在更大范圍內做所有這些事情——通常得到那些曾經反對這些策略的人的掌聲。
特朗普政府與歷屆政府的制度行為比較研究，以及共和黨對行政權力立場的歷時性分析，其學術價值既不在於揭露政治對手的自相矛盾（“gotcha”），也不在於通過指責對方以轉移焦點（“whataboutism”）。這些比較實則構成了觀測憲政體系中行政權力約束機制持續弱化過程的關鍵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約束力逐漸降低的系統性發展軌跡。
看似為短期收益而合理的傳統限制的小偏離，成為未來升級的路線圖。一個總統任期的新舉措成為下一個總統稍微提高一點的先例。政治光譜兩端都在不執政時反對這些升級，但當他們掌握總統權力時依賴它們進一步推進。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戰略規劃者與政策架構師已對前幾屆政府在行政權力擴張方面的制度創新進行了系統性研究與深度借鑒。若無法打破這種歷史性循環模式，我們有充分理由預期，未來的民主黨執政團隊將會延續並深化這些行政權力擴張實踐——其中可能包括針對各類制衡性權力中心動用國家機器資源，這一政治策略的長期後果將使當前支持此類權力擴張的共和黨人士深感懊悔。
反復升級的總統權力攫取對國家來說是可怕的。它們導致了越來越極端的總統政策，不同政府之間越來越大的政策搖擺，以及司法部越來越政治化和政府更廣泛的武器化。
它們也損害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必須裁決越來越多和極端的總統權力主張，而且並不總是明智地解決這些案件，往往無法以政治上無爭議的方式解決。
對總統職位施加實質性限制是有明確理由的。這種努力必須讓我們回到的不是特朗普第二次就職前的時代，而是回到國會而不僅僅是總統在國內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時代，以及法律和規范阻止總統短期內攫取一切的時代。
但我們如何達到那裡坦率地說很難想象。
一條途徑通過最高法院。其最近的一些原則創新——縮小對聯邦機構的司法尊重並要求國會對行政政策的"重大問題"明確表態——旨在限制總統未經國會真正授權的行動。許多民主黨人在拜登擔任總統時譴責這些原則，但現在非常樂意援引它們。這裡有一個教訓。
特朗普在撥款、機構重組、驅逐出境和公務員制度方面積極主張行政權力，為法院提供了澄清和約束該權力的機會。當杜魯門總統在朝鮮(专题)戰爭期間試圖接管鋼鐵廠以及布什總統在9·11襲擊後主張過多單方面戰爭權力時，法院就是這樣做的。法院還必須重新思考其最近對單一行政的一些讓步，鑒於特朗普已經展示了全面單一行政可能造成的損害。
一條更重要但更陡峭的途徑通過國會。很難誇大負責任的國會的衰落是總統失控的原因。有許多好的改革方案可以重組國會和競選融資，使立法機構在政策制定和監督中發揮更嚴肅的作用。
困難的部分——基本障礙——是讓功能失調的國會采納它們。即使在拜登時期——在特朗普充滿濫用權力的第一任期之後，民主黨控制國會——國會也未能改革總統職位。
然而，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曾經不可想象的根本改革時期。這發生在進步時代和新政時期。而1970年代後越戰、後水門事件的對總統制的重要改革在發生前幾年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2.0之後的清算——或者在它引發的報復之後——可能類似於1970年代的時刻，提供約束總統制和恢復國會首要地位的機會。
但僅靠司法審查或普通法律改革都不足以抑制近幾十年來總統制已經變成的樣子。我們必須考慮憲法修正案的可能性，以定義和約束行政部門。
這裡的門檻極高，任務微妙。憲法改革的主要可能性包括縮小失控的赦免權；允許國會阻止不當的行政行動而無需通過新法律（這是最高法院在1983年宣布無效的一種曾被接受的做法）；以及限制司法部各種形式的政治化。
每種類型的總統改革，以及對總統的所有有意義的約束，最終取決於選舉一位領導人，正如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帝國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中所寫，他"在自己心中體現了制衡"。
這反過來取決於現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像1976年吉米·卡特那樣以緩和總統權力為平台競選的候選人；一個能夠克服分歧選出這樣一位領導人的選民；以及一位在任內貫徹執行的總統。
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lgoldsmith）是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以及前助理司法部長。他與鮑勃·鮑爾共同撰寫了《特朗普之後：重建總統制》和通訊《行政職能》。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特朗普政府與歷屆政府的制度行為比較研究，以及共和黨對行政權力立場的歷時性分析，其學術價值既不在於揭露政治對手的自相矛盾（“gotcha”），也不在於通過指責對方以轉移焦點（“whataboutism”）。這些比較實則構成了觀測憲政體系中行政權力約束機制持續弱化過程的關鍵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約束力逐漸降低的系統性發展軌跡。
看似為短期收益而合理的傳統限制的小偏離，成為未來升級的路線圖。一個總統任期的新舉措成為下一個總統稍微提高一點的先例。政治光譜兩端都在不執政時反對這些升級，但當他們掌握總統權力時依賴它們進一步推進。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戰略規劃者與政策架構師已對前幾屆政府在行政權力擴張方面的制度創新進行了系統性研究與深度借鑒。若無法打破這種歷史性循環模式，我們有充分理由預期，未來的民主黨執政團隊將會延續並深化這些行政權力擴張實踐——其中可能包括針對各類制衡性權力中心動用國家機器資源，這一政治策略的長期後果將使當前支持此類權力擴張的共和黨人士深感懊悔。
反復升級的總統權力攫取對國家來說是可怕的。它們導致了越來越極端的總統政策，不同政府之間越來越大的政策搖擺，以及司法部越來越政治化和政府更廣泛的武器化。
它們也損害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必須裁決越來越多和極端的總統權力主張，而且並不總是明智地解決這些案件，往往無法以政治上無爭議的方式解決。
對總統職位施加實質性限制是有明確理由的。這種努力必須讓我們回到的不是特朗普第二次就職前的時代，而是回到國會而不僅僅是總統在國內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時代，以及法律和規范阻止總統短期內攫取一切的時代。
但我們如何達到那裡坦率地說很難想象。
一條途徑通過最高法院。其最近的一些原則創新——縮小對聯邦機構的司法尊重並要求國會對行政政策的"重大問題"明確表態——旨在限制總統未經國會真正授權的行動。許多民主黨人在拜登擔任總統時譴責這些原則，但現在非常樂意援引它們。這裡有一個教訓。
特朗普在撥款、機構重組、驅逐出境和公務員制度方面積極主張行政權力，為法院提供了澄清和約束該權力的機會。當杜魯門總統在朝鮮(专题)戰爭期間試圖接管鋼鐵廠以及布什總統在9·11襲擊後主張過多單方面戰爭權力時，法院就是這樣做的。法院還必須重新思考其最近對單一行政的一些讓步，鑒於特朗普已經展示了全面單一行政可能造成的損害。
一條更重要但更陡峭的途徑通過國會。很難誇大負責任的國會的衰落是總統失控的原因。有許多好的改革方案可以重組國會和競選融資，使立法機構在政策制定和監督中發揮更嚴肅的作用。
困難的部分——基本障礙——是讓功能失調的國會采納它們。即使在拜登時期——在特朗普充滿濫用權力的第一任期之後，民主黨控制國會——國會也未能改革總統職位。
然而，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曾經不可想象的根本改革時期。這發生在進步時代和新政時期。而1970年代後越戰、後水門事件的對總統制的重要改革在發生前幾年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2.0之後的清算——或者在它引發的報復之後——可能類似於1970年代的時刻，提供約束總統制和恢復國會首要地位的機會。
但僅靠司法審查或普通法律改革都不足以抑制近幾十年來總統制已經變成的樣子。我們必須考慮憲法修正案的可能性，以定義和約束行政部門。
這裡的門檻極高，任務微妙。憲法改革的主要可能性包括縮小失控的赦免權；允許國會阻止不當的行政行動而無需通過新法律（這是最高法院在1983年宣布無效的一種曾被接受的做法）；以及限制司法部各種形式的政治化。
每種類型的總統改革，以及對總統的所有有意義的約束，最終取決於選舉一位領導人，正如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帝國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中所寫，他"在自己心中體現了制衡"。
這反過來取決於現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像1976年吉米·卡特那樣以緩和總統權力為平台競選的候選人；一個能夠克服分歧選出這樣一位領導人的選民；以及一位在任內貫徹執行的總統。
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lgoldsmith）是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以及前助理司法部長。他與鮑勃·鮑爾共同撰寫了《特朗普之後：重建總統制》和通訊《行政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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