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卖房] 生娃有补贴、买房0首付:这届年轻人终于愿意生了
经济学博士刘倩等人曾撰写《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其中提到，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往往不会变化，但女性的收入会下降。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这一现象被广泛称为“生育惩罚”，指的是母亲从生育到退休所产生的收入损失。以北京为例，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我，到点下班》截图
能否重返职场，也是女性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生育率普遍低下的欧洲，法国曾以高生育率而着称，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20年前，一项统计显示，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而在全球生育垫底的韩国，据韩联社报道的2018年的数据，女性生育后职业中断者高达81%，有接近65%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后无法重拾原有工作的困境，这大大降低了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推动教育观念转变的当下，中国不少城市创新地提出了“妈妈岗”的设置，其特点是工作时间灵活、管理模式弹性，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然而，在实操过程中，“妈妈岗”被用人单位简单地理解为客服、工厂普工、销售员、家政服务等门槛较低的职位。
如何破解职场上的隐性歧视，杨凡认为，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府而言，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员工的）用工成本不能完全由企业承担，例如有的地方会有社保返还机制，有的地方生育友好的企业会有表彰机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如何让高等教育女性群体受益于实际政策，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优化空间。即便如天门市为教师、医务人员提供职称评定优先政策，可能难以完全消除职场晋升的隐性壁垒。
天门市的高补贴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一味砸钱，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如何在财政可持续性与政策吸引力间寻找平衡点，也是县域试验的关键命题。
杨凡提到，生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仅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
“我们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一项针对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群体的调查。从意愿角度来看，完全不想生孩子的人比例并不高，很多人是无奈之举。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现实因素困扰，例如成本问题、无人照顾的问题，以及对孩子的教育焦虑等，更多地是在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原因，如果能针对这些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状况会好很多。”
《亲爱的小孩》剧照
长期来看，人口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联合国预测，到2054年中国人口将降至12.15亿，本世纪末更可能“腰斩”至6.33亿。而育娲人口研究显示，育龄妇女数量正在以年均400万的速度减少，预计2030年主力育龄群体规模将比2022年缩减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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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被广泛称为“生育惩罚”，指的是母亲从生育到退休所产生的收入损失。以北京为例，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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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重返职场，也是女性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生育率普遍低下的欧洲，法国曾以高生育率而着称，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20年前，一项统计显示，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而在全球生育垫底的韩国，据韩联社报道的2018年的数据，女性生育后职业中断者高达81%，有接近65%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后无法重拾原有工作的困境，这大大降低了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推动教育观念转变的当下，中国不少城市创新地提出了“妈妈岗”的设置，其特点是工作时间灵活、管理模式弹性，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然而，在实操过程中，“妈妈岗”被用人单位简单地理解为客服、工厂普工、销售员、家政服务等门槛较低的职位。
如何破解职场上的隐性歧视，杨凡认为，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府而言，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员工的）用工成本不能完全由企业承担，例如有的地方会有社保返还机制，有的地方生育友好的企业会有表彰机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如何让高等教育女性群体受益于实际政策，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优化空间。即便如天门市为教师、医务人员提供职称评定优先政策，可能难以完全消除职场晋升的隐性壁垒。
天门市的高补贴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一味砸钱，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如何在财政可持续性与政策吸引力间寻找平衡点，也是县域试验的关键命题。
杨凡提到，生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仅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
“我们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一项针对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群体的调查。从意愿角度来看，完全不想生孩子的人比例并不高，很多人是无奈之举。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现实因素困扰，例如成本问题、无人照顾的问题，以及对孩子的教育焦虑等，更多地是在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原因，如果能针对这些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状况会好很多。”
《亲爱的小孩》剧照
长期来看，人口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联合国预测，到2054年中国人口将降至12.15亿，本世纪末更可能“腰斩”至6.33亿。而育娲人口研究显示，育龄妇女数量正在以年均400万的速度减少，预计2030年主力育龄群体规模将比2022年缩减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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