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賢]

三個經典的“上海牌”男人:余秋雨 韓寒 周立波



最近一兩年，有三個上海男人最能引起國人的“上海牌”聯想：老牌的余秋雨、年輕但並非新銳的韓寒，以及新銳但已人到中年的周立波。有趣的是，這三個男人，給上海制造了風味各異的笑聲，玩味這三種笑聲，我們可以獲得觀察上海的別致角度。

　　細究起來，余秋雨先生並非上海人，不僅他的生長地不在上海，他的立身行事，舉止進退，無論你欣賞還是討厭，也都談不上海派，地道的上海人很難從他的作派裡嗅出同鄉氣息。韓寒是上海的異數，他是一個只能從個體角度加以評價的青年，他對上海的批評雖有某種必然性，但他出生於上海則純屬偶然。把韓寒與上海聯系在一起，無論韓寒還是上海官方，都有點尷尬。再有就是如日中天的周立波先生了，這是一位不僅以上海人自居、以上海話為榮、以上海灘為界，還得到上海人廣泛認同的娛樂界明星。所以，真要從個體角度考察上海人，周立波不失為首選。

　　我只聽過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大上海”那場戲，據說那是他最火爆的演出。我比周立波略多幾枚馬齒，且自幼生活在上海，所以，周立波嘴裡的過往一切，我無一陌生。就那場表演來說，我高度理解外地朋友的詫異感。實際上，假如你既聽不懂上海話，又對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缺乏體己了解，那麼，你只能欣賞不足十分之一的周氏精彩。當你意識到自己已被周立波排除在目標觀眾之外了，卻還要堅持買票入場，那無非就是圖個熱鬧了。周立波的魅力固然是一個磁場，該磁場卻兼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若試加破譯，周立波的秘訣在於：用公共演出的方式，談論私人聚會的內容，從而成功地把公共地帶變成私人場所。他用此法漂亮地哄住了本地觀眾，當觀眾發現自己成了某個私人俱樂部的成員，一種類似部落忠誠的情感便最大程度地得到了誘發。若將周立波的演出縮微化，我們會發現“弄堂文化”乃至“亭子間文化”的裡子。

　　周立波的演出，對觀眾是一種邀請：他的大量包袱笑料，對觀眾有一種依賴性——換言之，那未必是一種絕對的笑料。後者如我們看卓別林的電影，或在書中讀到前賢往聖的俏皮話，哪怕我們膚色、種族、身份各異，也照樣受到感染，因為作者展示了一種純粹的幽默質地。反觀周立波的著名包袱，如“打樁模子”（滬語，意即“站在街頭的人”），觀眾若在經驗上缺乏預熱，會頓覺索然無味；他關於“大蒜”和“咖啡”的著名比較（周立波不樂意別人拿自己與小沈陽作比，戲謔曰： “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能一樣呢？”），其娛樂因素只有結合了地域間的敵意，才會產生。可見，周立波的演出不僅依賴於地域，還尤其倚重地域情感。他“弄松”（意即“捉弄”）東北人的著名說法“奈伊做脫”（意即“把他幹掉”），出彩的前提在於下面坐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多年來在以趙本山小品為代表的北方“二人轉”說唱藝術裡受夠了窩囊氣，他們懷有強烈的迎頭痛擊欲望。於是，當周立波替他們出了一口鳥氣，觀眾就回報以如潮掌聲。聽上去，這是一筆情感交易，周立波受到上海人的委托，對東北趙本山、京城郭德綱等人予以痛擊，上海人出於感謝，把周立波的演出門票一再炒高。最近，“奈伊做脫”已成為上海球迷的招牌語，一種巫氣十足的咒語，在上海大鯊魚籃球隊主場對壘其他球隊時，球迷們會齊聲高叫這四個字。

　　就周立波來說，他通過“懷舊”這塊觸媒，點燃了上海人激情的突破口，不失為一種成功，我願意為他喝彩。但就上海人來說，他們的懷舊感表現得如此濃烈，則又不無可議。我不得不說，上海人的情感趨向是回溯型的，畏懼瞻前而迷戀顧後，從城市的精神狀態來說，多少有點萎靡。我們知道，與“閒坐說玄宗”相映襯的，只是一群“白頭宮女”。

　　在上海因為周立波的出現而貌似不斷得分之時，韓寒則通過自己的博客，迫使上海不斷失分。周立波使上海人進一步獲得恥笑他人的理由，韓寒則反其道而行之，讓上海成為民眾的笑料。被周立波逗樂的，多半是上海本地人；被韓寒笑醒的，則缺乏地域特征，上海人貌似還居於少數。周立波以娛樂市民為首務，韓寒的諷刺對象，則集中在上海的官府身上；周立波的娛樂性，與他一再聲稱的文化素養無甚幹系（熱衷於如此聲稱，不過透露出周立波缺乏文化自信而已）；韓寒雖聲稱很少讀書，也懶得以知識分子為標榜，卻實實在在地體現了公民批評的知識分子本質。兩人制造的笑聲，能量上也許非常接近，性質上卻截然相反——其實，我們若真按上海人“世界級大都市”的自我期許來衡量，說韓寒在更大程度地給上海加分，也未嘗不可，前提是上海的行政大員承認並善待韓寒的批評。因為，在諂媚和歌頌裡不可能誕生真正的世界級大都市，一座城市的偉大，與它面臨的批評成正比。我們不能想象紐約、巴黎、倫敦不存在自身文化的批判者，尖銳的批評乃是城市內在的清道夫和精神上的啄木鳥；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一座充滿肉麻頌贊、其主要領導人每天在新聞的頭版位置向市民發布重要講話的城市，一定具有深重的壓抑感，並在精神氣息上無限趨近“危邦”氛圍。

　　相形之下，余秋雨之於上海，越來越具有悲喜劇的特征，尤其在他嘩動天下的“含淚門”和“詐捐門”之後。余氏的招牌笑料，一般都出自一種獨特的莊重嘴臉，無論他意欲表述的內容如何讓人錯愕（比如對“大師”的怪味理解），他的神態語氣永遠是一派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的大宗師模樣。正是表情與內容的嚴重錯位，制造出奇妙的喜劇感。鑒於余秋雨與上海官方的形象有某種捆綁關系，他的“大師工作室”得自官方授意，並非民間自發的認同。這樣，當余秋雨春風得意之時，上海的形象會隨之攀升，仿佛增添了幾分人文氣；一旦他頻頻上演讓人嘩然的情景鬧劇，上海的形象指數只能隨之下跌，世人的負面評價，也難免轉嫁到上海人頭上。這正是捆綁機制的厲害之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具有蠻不講理的掛靠性。

　　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

　　當然，借取三個男人的視角，只是一種娛樂式觀察法，上海作為一座特大城市，其城市特征肯定不會被三個男人輕易代表。據最新統計，上海的常住人口已達1900萬，一個如此規模的城市，讓任何人來代表，都會顯得粗枝大葉。

　　說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認為他們是中國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說到爺們氣，我又認為那是一種表面上最疑似、骨子裡最遠離男子漢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爺們氣最遠，我視為優秀的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男人在脫盡爺們氣之余，又未能成功地把自己轉型為充滿進取精神和責任意識的現代男性，甚至沒有表現出正向這個目標趕路的樣子，這導致上海男人作為一種審美形態，還處於未完成之中。他們尚未找到“爺們氣”的替代物，故而容易在視覺上遭人詬病。

　　其實，那麼多人前仆後繼地去聽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大上海”，本身也說明了今日上海的動蕩性及當年上海的停滯性。他們希望在劇院裡勾留住一段過去的時光，或許折射出他們對今日上海的焦慮、惶惑及不適。以不久前讓上海灘聲名掃地的“倒鉤”（即“釣魚”執法）為例，“倒鉤”原是上海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切口，指那些不上台面之人所做的不上台面之事。幹這種事的人，用上海話說，若非“弄堂口立立的朋友”（指游手好閒的小混混），就是“山上下來的”（意即蹲過監獄的人）。但堂堂政府執法部門公然如此設局，足以讓老資格的上海人大搖其頭，大歎其氣。在我眼裡，這種行為很不上海；我們很難相信，真正的上海人會如此下作。上海人對於做事，另有一套評價系統，他們通常不會從合法或正義的角度進行考量，但會格外強調做事的規矩及活兒的幹淨。上海俗語裡對於做事規矩及手法漂亮，有大量詞匯；對於做事的糊塗和下作，也有同樣多的蔑稱。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風，對其反面“拎不清”，則充滿鄙夷。詞語會支撐觀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對“倒鉤”事件的第一感覺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幹的——除非，“山上下來的”已紛紛當上了公務員，其中一些人還戴了頂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及過度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對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市民心態，進行了一次滄海桑田般的調整。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及“新上海人”的湧入，也給上海的市民結構進行了一次換血般的大洗牌。回頭想想，曾經受夠了上海人歧視的蘇北方言，已在這座城市消失很久，我們耳邊也不聞寧波阿奶的細軟聲音久矣。真正的上海，理應是充滿變動的，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本身就是變動的產物。當年的上海灘，在民國政府的有效管理下，一度欣欣向榮，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亮點。至於周立波嘴裡的上海，倒是被一種不正常的政治、經濟環境所強行凝固的格局，若非人們天性喜歡懷舊，那個上海原本不值得多加懷戀。今日上海正處於急劇變動中，以房地產為例，大量本地人及所謂的“新上海人”乃是房地產熱的受益者，他們不僅迅速改善了居住條件，還至少在名義上，使自己的家庭資產急劇增值。未能在房價非理性攀升前及時買房的原住民，以及大量本地和新近來滬工作的年輕人，則成了相對最不幸的群體。城市改造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似乎導致了城市心理板塊的分崩和漂移。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一個表達希望的句子。說到希望，眾所周知，它既可以是信念之本，也可以是忽悠之源。

[散淡之人]

不光上海

任何城市都做如是觀

[懷念故鄉]

值得細讀。

[懷念故鄉]

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風，對其反面“拎不清”，則充滿鄙夷。詞語會支撐觀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對“倒鉤”事件的第一感覺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幹的——除非，“山上下來的”已紛紛當上了公務員，其中一些人還戴了頂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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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懷念故鄉]

還有一句話，

螺絲殼裡做道場，

當年（六七十年代的）一句俗話，外地人難於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