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經典的“上海牌”男人:余秋雨 韓寒 周立波
最近一兩年,有三個上海男人最能引起國人的“上海牌”聯想:老牌的余秋雨、年輕但並非新銳的韓寒,以及新銳但已人到中年的周立波。有趣的是,這三個男人,給上海制造了風味各異的笑聲,玩味這三種笑聲,我們可以獲得觀察上海的別致角度。
細究起來,余秋雨先生並非上海人,不僅他的生長地不在上海,他的立身行事,舉止進退,無論你欣賞還是討厭,也都談不上海派,地道的上海人很難從他的作派裡嗅出同鄉氣息。韓寒是上海的異數,他是一個只能從個體角度加以評價的青年,他對上海的批評雖有某種必然性,但他出生於上海則純屬偶然。把韓寒與上海聯系在一起,無論韓寒還是上海官方,都有點尷尬。再有就是如日中天的周立波先生了,這是一位不僅以上海人自居、以上海話為榮、以上海灘為界,還得到上海人廣泛認同的娛樂界明星。所以,真要從個體角度考察上海人,周立波不失為首選。
我只聽過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大上海”那場戲,據說那是他最火爆的演出。我比周立波略多幾枚馬齒,且自幼生活在上海,所以,周立波嘴裡的過往一切,我無一陌生。就那場表演來說,我高度理解外地朋友的詫異感。實際上,假如你既聽不懂上海話,又對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缺乏體己了解,那麼,你只能欣賞不足十分之一的周氏精彩。當你意識到自己已被周立波排除在目標觀眾之外了,卻還要堅持買票入場,那無非就是圖個熱鬧了。周立波的魅力固然是一個磁場,該磁場卻兼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若試加破譯,周立波的秘訣在於:用公共演出的方式,談論私人聚會的內容,從而成功地把公共地帶變成私人場所。他用此法漂亮地哄住了本地觀眾,當觀眾發現自己成了某個私人俱樂部的成員,一種類似部落忠誠的情感便最大程度地得到了誘發。若將周立波的演出縮微化,我們會發現“弄堂文化”乃至“亭子間文化”的裡子。
周立波的演出,對觀眾是一種邀請:他的大量包袱笑料,對觀眾有一種依賴性——換言之,那未必是一種絕對的笑料。後者如我們看卓別林的電影,或在書中讀到前賢往聖的俏皮話,哪怕我們膚色、種族、身份各異,也照樣受到感染,因為作者展示了一種純粹的幽默質地。反觀周立波的著名包袱,如“打樁模子”(滬語,意即“站在街頭的人”),觀眾若在經驗上缺乏預熱,會頓覺索然無味;他關於“大蒜”和“咖啡”的著名比較(周立波不樂意別人拿自己與小沈陽作比,戲謔曰: “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能一樣呢?”),其娛樂因素只有結合了地域間的敵意,才會產生。可見,周立波的演出不僅依賴於地域,還尤其倚重地域情感。他“弄松”(意即“捉弄”)東北人的著名說法“奈伊做脫”(意即“把他幹掉”),出彩的前提在於下面坐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多年來在以趙本山小品為代表的北方“二人轉”說唱藝術裡受夠了窩囊氣,他們懷有強烈的迎頭痛擊欲望。於是,當周立波替他們出了一口鳥氣,觀眾就回報以如潮掌聲。聽上去,這是一筆情感交易,周立波受到上海人的委托,對東北趙本山、京城郭德綱等人予以痛擊,上海人出於感謝,把周立波的演出門票一再炒高。最近,“奈伊做脫”已成為上海球迷的招牌語,一種巫氣十足的咒語,在上海大鯊魚籃球隊主場對壘其他球隊時,球迷們會齊聲高叫這四個字。
就周立波來說,他通過“懷舊”這塊觸媒,點燃了上海人激情的突破口,不失為一種成功,我願意為他喝彩。但就上海人來說,他們的懷舊感表現得如此濃烈,則又不無可議。我不得不說,上海人的情感趨向是回溯型的,畏懼瞻前而迷戀顧後,從城市的精神狀態來說,多少有點萎靡。我們知道,與“閒坐說玄宗”相映襯的,只是一群“白頭宮女”。
在上海因為周立波的出現而貌似不斷得分之時,韓寒則通過自己的博客,迫使上海不斷失分。周立波使上海人進一步獲得恥笑他人的理由,韓寒則反其道而行之,讓上海成為民眾的笑料。被周立波逗樂的,多半是上海本地人;被韓寒笑醒的,則缺乏地域特征,上海人貌似還居於少數。周立波以娛樂市民為首務,韓寒的諷刺對象,則集中在上海的官府身上;周立波的娛樂性,與他一再聲稱的文化素養無甚幹系(熱衷於如此聲稱,不過透露出周立波缺乏文化自信而已);韓寒雖聲稱很少讀書,也懶得以知識分子為標榜,卻實實在在地體現了公民批評的知識分子本質。兩人制造的笑聲,能量上也許非常接近,性質上卻截然相反——其實,我們若真按上海人“世界級大都市”的自我期許來衡量,說韓寒在更大程度地給上海加分,也未嘗不可,前提是上海的行政大員承認並善待韓寒的批評。因為,在諂媚和歌頌裡不可能誕生真正的世界級大都市,一座城市的偉大,與它面臨的批評成正比。我們不能想象紐約、巴黎、倫敦不存在自身文化的批判者,尖銳的批評乃是城市內在的清道夫和精神上的啄木鳥;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一座充滿肉麻頌贊、其主要領導人每天在新聞的頭版位置向市民發布重要講話的城市,一定具有深重的壓抑感,並在精神氣息上無限趨近“危邦”氛圍。
相形之下,余秋雨之於上海,越來越具有悲喜劇的特征,尤其在他嘩動天下的“含淚門”和“詐捐門”之後。余氏的招牌笑料,一般都出自一種獨特的莊重嘴臉,無論他意欲表述的內容如何讓人錯愕(比如對“大師”的怪味理解),他的神態語氣永遠是一派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的大宗師模樣。正是表情與內容的嚴重錯位,制造出奇妙的喜劇感。鑒於余秋雨與上海官方的形象有某種捆綁關系,他的“大師工作室”得自官方授意,並非民間自發的認同。這樣,當余秋雨春風得意之時,上海的形象會隨之攀升,仿佛增添了幾分人文氣;一旦他頻頻上演讓人嘩然的情景鬧劇,上海的形象指數只能隨之下跌,世人的負面評價,也難免轉嫁到上海人頭上。這正是捆綁機制的厲害之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具有蠻不講理的掛靠性。
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
當然,借取三個男人的視角,只是一種娛樂式觀察法,上海作為一座特大城市,其城市特征肯定不會被三個男人輕易代表。據最新統計,上海的常住人口已達1900萬,一個如此規模的城市,讓任何人來代表,都會顯得粗枝大葉。
說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認為他們是中國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說到爺們氣,我又認為那是一種表面上最疑似、骨子裡最遠離男子漢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爺們氣最遠,我視為優秀的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男人在脫盡爺們氣之余,又未能成功地把自己轉型為充滿進取精神和責任意識的現代男性,甚至沒有表現出正向這個目標趕路的樣子,這導致上海男人作為一種審美形態,還處於未完成之中。他們尚未找到“爺們氣”的替代物,故而容易在視覺上遭人詬病。
其實,那麼多人前仆後繼地去聽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大上海”,本身也說明了今日上海的動蕩性及當年上海的停滯性。他們希望在劇院裡勾留住一段過去的時光,或許折射出他們對今日上海的焦慮、惶惑及不適。以不久前讓上海灘聲名掃地的“倒鉤”(即“釣魚”執法)為例,“倒鉤”原是上海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切口,指那些不上台面之人所做的不上台面之事。幹這種事的人,用上海話說,若非“弄堂口立立的朋友”(指游手好閒的小混混),就是“山上下來的”(意即蹲過監獄的人)。但堂堂政府執法部門公然如此設局,足以讓老資格的上海人大搖其頭,大歎其氣。在我眼裡,這種行為很不上海;我們很難相信,真正的上海人會如此下作。上海人對於做事,另有一套評價系統,他們通常不會從合法或正義的角度進行考量,但會格外強調做事的規矩及活兒的幹淨。上海俗語裡對於做事規矩及手法漂亮,有大量詞匯;對於做事的糊塗和下作,也有同樣多的蔑稱。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風,對其反面“拎不清”,則充滿鄙夷。詞語會支撐觀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對“倒鉤”事件的第一感覺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幹的——除非,“山上下來的”已紛紛當上了公務員,其中一些人還戴了頂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及過度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對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市民心態,進行了一次滄海桑田般的調整。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及“新上海人”的湧入,也給上海的市民結構進行了一次換血般的大洗牌。回頭想想,曾經受夠了上海人歧視的蘇北方言,已在這座城市消失很久,我們耳邊也不聞寧波阿奶的細軟聲音久矣。真正的上海,理應是充滿變動的,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本身就是變動的產物。當年的上海灘,在民國政府的有效管理下,一度欣欣向榮,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亮點。至於周立波嘴裡的上海,倒是被一種不正常的政治、經濟環境所強行凝固的格局,若非人們天性喜歡懷舊,那個上海原本不值得多加懷戀。今日上海正處於急劇變動中,以房地產為例,大量本地人及所謂的“新上海人”乃是房地產熱的受益者,他們不僅迅速改善了居住條件,還至少在名義上,使自己的家庭資產急劇增值。未能在房價非理性攀升前及時買房的原住民,以及大量本地和新近來滬工作的年輕人,則成了相對最不幸的群體。城市改造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似乎導致了城市心理板塊的分崩和漂移。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一個表達希望的句子。說到希望,眾所周知,它既可以是信念之本,也可以是忽悠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