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霸退學後發傳單做服務員 也開心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聽說蔣逸雯從學校逃走，她高一時的班主任“生氣極了”。這位老師很年輕，蔣逸雯是他帶的第一屆高中生。蔣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資陽中學往年的升學情況，如果保持住這個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錄取。他曾評價蔣逸雯“太淘氣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蔣逸雯那封措辭工整、言辭懇切的信在傳遞，這不是一個青春期少女的短暫出逃，她做好了承擔代價的准備。除了母親手機號，她留下家裡的電話號，並附文“明天我會盡量全天候在家等電話”。
詹敏的工作是資助貧困少年兒童完成基礎教育，自己的女兒卻沒讀完高中。有同事言語間表達不理解，“不上學怎麼行呢，還是要上學啊”。但詹敏最終接受女兒退學的理由是，女兒學習能力很強，只是不喜歡傳統學校。她提醒過蔣逸雯，家裡沒有條件讓她出國，“這會是一條比別人的路更難走的路，我沒有任何資源能給你。”
真實的世界向這個17歲的女孩徐徐展開。
休學後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陣子，在麥田教育基金會的辦公室住。起初她對金錢沒有概念，辦公室其他工作人員做飯，她也跟著吃，沒掏過錢。直到有一天一個叔叔跟她談話，說她在這裡住著，吃也不用掏錢，住也不用掏錢，家務也不主動做。蔣逸雯才意識到，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學後，她想去“環境好、有文化底蘊”的小地方定居，最後“很隨機”定在了香格裡拉，“覺得這裡夠偏僻了”。她把行李寄過來，找了客棧、酒吧做義工，可以管食宿。
一來到香格裡拉，她就感覺舒服多了。“這裡的人、生活方式、空氣，都讓我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生活啊。”前現代和後現代的元素在這裡交織。天空的藍、草原和樹林的綠、木頭和土地的黃，是香格裡拉的三原色，建築低矮、視野開闊。當地少數民族居民和外來定居者組成了一個多元社會，少數民族語言和英語都能派上用場。這裡的人身份觀念不強，寬容、松散。她在這裡可以閒逛、去社區圖書館自學、去和僧人學藏語。而她為這個她眼中的“理想社會”承受的代價是，來這第一天就遭遇了騷擾，在手機屏幕這端看著對方說“要去開房”之類的話，嚇得腿抖。後來她平靜地說，這類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來到香格裡拉首先打開視野的一面”。
2019年前，蔣逸雯把重心放在學習上，沒有太多目的性，她遠程找學習伙伴，學法語、日語、中國文化，去非洲參加公益項目——在當地社區給居民修廁所，教他們衛生健康知識、制定管理洗手間的方案。更多時候則純粹是玩，時間長了，她感覺自己像一個“沒錢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為生存，“就剩開心了”。
她錯過了高中畢業會考，沒拿到高中畢業證，坦然接受了這一點，“我既然拒絕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該索取高中學歷的保護。”2019年5月，她和媽媽簽訂了一份《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間，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費、800元的創業資金，擁有她10%的營業額所有權。這樣的協議，從初中開始，她們簽了五六份，以前蔣逸雯覺得自己是“甲方”，這次她很自覺地把自己寫成了“乙方”。
在詹敏看來，蔣逸雯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存。蔣逸雯聽說一個朋友職高畢業進了工廠，沒什麼愛好、不怎麼花錢，已經要買房了，覺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鍾”熱度是常態。16歲休學那年，她在廣州逛街時看到一塊厚實的軍綠色布料。她把那塊布買回來，沒有縫紉機，自己畫圖，一針一針地縫，用了一個月，做成了一件緊身“朋克風”夾克。詹敏看了那個過程，看到女兒一次次犯錯，又打上補丁，很是感動。蔣逸雯愛上了服裝設計，它創造性強，靈感會在很多時候到來：看到一幅畫、一處風景。做衣服過程中，蔣逸雯心會很靜，問題一個個出現，再一個個解決。這和她在學校的學習狀態完全不同。
2019年，她“開始把重心放在賺錢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邊學服裝設計，一邊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個盡職盡責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筆萬元存款。
2021年1月，蔣逸雯有了一間實體服裝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牆面和天花板下，蔣逸雯在3米長的工作台前畫圖、制版、設計出20多件衣服，也根據客戶要求定制，接100多件的批量訂單。藍天和紅色土房在玻璃牆外形成一道風景。她習慣起床後慢悠悠吃早飯、看新聞，12點來到這，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剪裁的時候站著，縫紉的時候坐著，站著的時候很多，有時她抬頭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像個裁縫”，她很喜歡這個樣子。
蔣逸雯內心始終有很強的“邊緣”感，這投射在她的設計風格上。她喜歡帶有邊疆文化、西域風格的設計，給自己的品牌取名“關外”，“有一種漂泊感、不安定感，有異鄉人的感覺”，她一直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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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蔣逸雯從學校逃走，她高一時的班主任“生氣極了”。這位老師很年輕，蔣逸雯是他帶的第一屆高中生。蔣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資陽中學往年的升學情況，如果保持住這個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錄取。他曾評價蔣逸雯“太淘氣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蔣逸雯那封措辭工整、言辭懇切的信在傳遞，這不是一個青春期少女的短暫出逃，她做好了承擔代價的准備。除了母親手機號，她留下家裡的電話號，並附文“明天我會盡量全天候在家等電話”。
詹敏的工作是資助貧困少年兒童完成基礎教育，自己的女兒卻沒讀完高中。有同事言語間表達不理解，“不上學怎麼行呢，還是要上學啊”。但詹敏最終接受女兒退學的理由是，女兒學習能力很強，只是不喜歡傳統學校。她提醒過蔣逸雯，家裡沒有條件讓她出國，“這會是一條比別人的路更難走的路，我沒有任何資源能給你。”
真實的世界向這個17歲的女孩徐徐展開。
休學後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陣子，在麥田教育基金會的辦公室住。起初她對金錢沒有概念，辦公室其他工作人員做飯，她也跟著吃，沒掏過錢。直到有一天一個叔叔跟她談話，說她在這裡住著，吃也不用掏錢，住也不用掏錢，家務也不主動做。蔣逸雯才意識到，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學後，她想去“環境好、有文化底蘊”的小地方定居，最後“很隨機”定在了香格裡拉，“覺得這裡夠偏僻了”。她把行李寄過來，找了客棧、酒吧做義工，可以管食宿。
一來到香格裡拉，她就感覺舒服多了。“這裡的人、生活方式、空氣，都讓我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生活啊。”前現代和後現代的元素在這裡交織。天空的藍、草原和樹林的綠、木頭和土地的黃，是香格裡拉的三原色，建築低矮、視野開闊。當地少數民族居民和外來定居者組成了一個多元社會，少數民族語言和英語都能派上用場。這裡的人身份觀念不強，寬容、松散。她在這裡可以閒逛、去社區圖書館自學、去和僧人學藏語。而她為這個她眼中的“理想社會”承受的代價是，來這第一天就遭遇了騷擾，在手機屏幕這端看著對方說“要去開房”之類的話，嚇得腿抖。後來她平靜地說，這類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來到香格裡拉首先打開視野的一面”。
2019年前，蔣逸雯把重心放在學習上，沒有太多目的性，她遠程找學習伙伴，學法語、日語、中國文化，去非洲參加公益項目——在當地社區給居民修廁所，教他們衛生健康知識、制定管理洗手間的方案。更多時候則純粹是玩，時間長了，她感覺自己像一個“沒錢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為生存，“就剩開心了”。
她錯過了高中畢業會考，沒拿到高中畢業證，坦然接受了這一點，“我既然拒絕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該索取高中學歷的保護。”2019年5月，她和媽媽簽訂了一份《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間，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費、800元的創業資金，擁有她10%的營業額所有權。這樣的協議，從初中開始，她們簽了五六份，以前蔣逸雯覺得自己是“甲方”，這次她很自覺地把自己寫成了“乙方”。
在詹敏看來，蔣逸雯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存。蔣逸雯聽說一個朋友職高畢業進了工廠，沒什麼愛好、不怎麼花錢，已經要買房了，覺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鍾”熱度是常態。16歲休學那年，她在廣州逛街時看到一塊厚實的軍綠色布料。她把那塊布買回來，沒有縫紉機，自己畫圖，一針一針地縫，用了一個月，做成了一件緊身“朋克風”夾克。詹敏看了那個過程，看到女兒一次次犯錯，又打上補丁，很是感動。蔣逸雯愛上了服裝設計，它創造性強，靈感會在很多時候到來：看到一幅畫、一處風景。做衣服過程中，蔣逸雯心會很靜，問題一個個出現，再一個個解決。這和她在學校的學習狀態完全不同。
2019年，她“開始把重心放在賺錢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邊學服裝設計，一邊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個盡職盡責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筆萬元存款。
2021年1月，蔣逸雯有了一間實體服裝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牆面和天花板下，蔣逸雯在3米長的工作台前畫圖、制版、設計出20多件衣服，也根據客戶要求定制，接100多件的批量訂單。藍天和紅色土房在玻璃牆外形成一道風景。她習慣起床後慢悠悠吃早飯、看新聞，12點來到這，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剪裁的時候站著，縫紉的時候坐著，站著的時候很多，有時她抬頭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像個裁縫”，她很喜歡這個樣子。
蔣逸雯內心始終有很強的“邊緣”感，這投射在她的設計風格上。她喜歡帶有邊疆文化、西域風格的設計，給自己的品牌取名“關外”，“有一種漂泊感、不安定感，有異鄉人的感覺”，她一直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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