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解读：中美会晤 双方地位更趋平衡
“很高兴看到老朋友”！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举行，双方角色地位更趋平衡
文/张腾军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也是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以来中美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尽管受疫情影响，两国元首未能实现线下峰会，但对于风高浪急的中美关系而言，最需要的是直接、及时、有效的战略沟通，而不必拘泥于形式。
视频会晤开始后，习近平和拜登都举起右手，和对方打招呼。“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习近平说。
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通话以来，中美高层交往互动十分频繁，双方通过线下会晤、视频会见、电话沟通等方式开展了各领域坦诚、务实交流，就两国保持经常性联系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共识，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相对稳定和积极的信号。此次元首视频会晤，就是中美两国近期交往的最重要成果，也备受国际社会期待。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言，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此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
中美关系能不能稳得住，还需要元首外交的把舵引航
观察中美两国的50年交往史，一条宝贵的经验在于，当两国关系遭遇重大危机或关键时刻时，往往是由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与智慧予以化解。上世纪70年代初，没有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对中美恢复交往的一锤定音，两国关系就难以冲破国内外重重障碍实现正常化。80年代末，没有邓小平同志与老布什总统对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一致意愿，两国关系或许难以经受苏东剧变的余波震荡。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深入交往，留下许多佳话美谈如“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西湖长谈”，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定心丸。而即便是高举遏华旗帜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中方仍然没有放弃通过高层交往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
正因为中美领导人始终保持战略沟通与信任，两国关系才得以持续结出硕果，各领域交往合作空前密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数十年相互依赖的关系，已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建构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或偏航的巨大惯性，无论哪个党的总统和政府上台，都难以回避和轻易改变这一现实。
事实上，如今主政美国的拜登总统，正是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届政府上台后，继承延续了特朗普的所谓对华“遗产”，千方百计、别出心裁试图加大对华围堵，但近十个月来收效寥寥，反而越发认识到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的巨大危险，越发重视与中方的坦诚务实沟通。
从今年2月初至10月底，中美两国高层交往20余次，包括2次元首通话和3次标志性线下会谈，还有十多次涵盖贸易、商务、气候、军事等专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会谈，基本月月有交流、事事有回音，这是特朗普执政后期未曾有过的情形。与此同时，两国分歧矛盾也更加摆到台面上，各自立场主张更加果决坚毅，针尖对麦芒的交锋场面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但激烈交锋也是一种交往，也能促进相互了解，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各层级对话的探路摸底后，两国交往的“正餐”自然到来。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元首外交，这是两国长期交往的潜在默契使然。
中美关系能不能走出困局，还需要美方的相向而行
近段时间来，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涉华表态引发外界关注。
一方面，整体立场有所软化，态度相对积极，似乎在为中美紧张关系的降温和软着陆做好舆论铺垫工作。例如，公开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无意改变中国体制、不搞“新冷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主张“负责任的竞争”，要为两国关系管控风险、增添“护栏”、寻求“再挂钩”，实现两国“持久共存”等。一时间，拜登政府百般炒作的对华“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似乎少了些“对抗”的成分。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仍在发出不一致的声音，说一套做一套，突出体现在近期的涉台表述上。例如，拜登本人及其政府要员多次做出所谓“保卫台湾”的承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继续推进对台军售和美台高层交往，美舰机也持续不断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军事活动。
拜登政府相互矛盾的对华言行似乎说明，其对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更多像是内外交困下的策略性、话术式调整。
自1月底上台以来，拜登政府在对华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延续性远大于其他议题，这很大程度上出于服务国内政策目标的考虑。拜登政府希望通过继续对华示强来维持少有的两党共识，为国内施政营造有限的合作氛围。同时，通过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全方位挑战，也能起到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意的作用。
但这种“内病外治”的精心算计，没有为拜登政府带来预期效果：一是美国整体对华负面民意的攀升，并未同步转化为对拜登执政的利好因素，这既源于非选举年外交议题关注度的自然下降，也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民众对自身境况变化的敏感度上升有关。二是美国对华无休止的贸易战和关税战，部分加剧了美国当下的供应链困难、通胀上升、经济复苏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反过来成为对拜登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三是政治恶斗之下，两党对华共识虚有其表，并未产生实际的政策效果。各方均把对华问题当作加塞私货、攻讦对手的政治工具，而没有实现拜登所希望的“团结”。例如今年以来声势浩大的国会对华立法攻势，因为政治扯皮不断而鲜有成效。
从外部环境上看，拜登政府大搞所谓的“联盟外交”或“价值观外交”，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反华联盟的努力已出现反噬效果。多数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建立全球或西方反华统一战线缺乏可操作性， “价值观外交”的负面效应更加速释放。而阿富汗局势动荡等地区热点议题的上升，更成为持续干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外部因素。
麻烦不断的内外局面，促使拜登政府需要在对华问题上寻找出路，以有限的对华合作为美国经济带来利好因素，以管控的竞争来避免两国陷入对抗冲突，通过协调沟通为应对全球和地区问题注入稳定性。同时，拜登政府也需要在涉华敏感议题上表明立场，以迎合美国内外对华强硬力量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此次元首会晤能否持续产生牵引中美关系的积极效果，要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外环境变化是否具有长期性。两国均十分清楚，只有通过元首外交才能止住中美关系急剧下坠的势头。但元首外交不可能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华竞争打压的路线。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拜登政府对华态度调整的暂时性与有限性，也是认识当下中美关系所需理解的现实。
中美关系能不能行稳致远，需要两国构建新的相处之道
今年以来，中国在对美交往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决回击美国无理要求的作风，让拜登政府深切感受到两点：一是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在对华交往中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一个更加自信而强大的中国。二是美国无法承受中美关系完全破裂乃至走向战争的巨大代价，必须在适当时候寻求两国关系的缓冲空间，这从根本上也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当然，与其说这是拜登政府对华认知发生调整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中国坚持“对美斗争”所取得的积极成效，这是中美在深度互动中角色地位更趋平衡的表现。需要看到，阻碍中美关系缓和的因素还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调整，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仍然蠢蠢欲动，管控两国关系的难度和成本仍然巨大。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对华一味对抗没有出路，但如何管控竞争、促进合作才是更加重要的课题。
在今天的视频会晤中，习近平指出，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中美两国应当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利用当下得来不易的窗口期，构建新的相处模式，推动双边关系尽快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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