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84年北京扫大街老妇捐24亿的隐情
1984年，北京一扫大街的老妇主动捐出24亿巨款，其中有何隐情？
马上就要到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所有人心中美好的期盼，然而因为工作等原因，有很多儿女们无法回到父母的身边与家人团聚。
就在1984年中秋节当天晚上，一位居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老妇把全家19口人都叫到了一起，此前尽管子女们大多忙于工作无法抽身，但得知长辈的召唤还是立即赶回了家中。
此时的子女们静静地端坐在老妇的周围，脸上难掩笑意，原来这位老妇手上有一笔巨款，他们觉得这次聚会很有可能是安排家产的，所有子女都充满了期待。
然而老妇却心平气和地和家人们说道：“我决定把财产的百分之八十都捐出去，为丈夫赎罪。”
子女们听后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老妇口中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金额竟高达24亿元人民币，要知道在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我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还不足一百元。
第二天一早，老妇就在儿子的搀扶下主动进行了财产捐赠，邻居们也得到了这一消息，都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靠扫大街为生的瘦弱老妇竟然会有这么多钱……
她究竟是谁呢？她又是如何获得这么多钱的？这其中有何隐情？而她的丈夫又是谁，又犯下了哪些罪过呢？她又把钱捐给了谁呢？
这名老妇名叫赵碧琰，关于她的故事还要从其丈夫赵欣伯说起。铁杆汉奸，死不悔改
赵欣伯，于1890年在河北宛平县柏彦庄（今北京市区）出生，家境很是窘迫，为了谋生，他曾在清政府的禁卫军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卫兵，后因表现积极，又被安排到省立天津北洋大学学习。
赵欣伯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的统治结束，赵欣伯被迫离开了军队，为了生存，他到北京文明新戏团当了一个旦角演员，由于在学校里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新式教育，他主动加入了国民党。
也就是在此期间，赵欣伯与王碧琰相识，她是北平城内某王府家的一个歌伎，在一次演出活动中，两人偶然相识，互相心生爱慕，不久就结为了夫妻。
王碧琰因为多年的工作存有很多的积蓄，在婚后一直支持着丈夫的行动，此时的赵欣伯没有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立即就从戏团辞了职，当时正值二次革命爆发，他随之南下参与了行动。
革命失败后，赵欣伯逃往了大连，一路上王碧琰始终不离不弃，此刻的赵欣伯心中仍有救国的抱负，他准备到日本留学，以便将来施展拳脚，恰好王碧琰见多识广，而且会说流利的日语，在她的帮助下，赵欣伯赶往了日本。
赵欣伯
赵欣伯到达日本后的所有衣食住行全靠王碧琰资助，他对这位善良无私的妻子非常感激，他先是在日本明治大学就读了法学，毕业后，他又到日本帝国大学继续学习法学知识，成绩进步非常快。
然而正当赵欣伯踌躇满志的时候，1921年，王碧琰患上了子宫病，在一家日本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时，因为医生的诊治失误导致王碧琰失去了生命，赵欣伯顿时悲痛不已，而就在此时本文的主人公赵碧琰走入了他的视野。
赵碧琰，原名耿维馥，于1900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的富人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恰好是赵欣伯妹妹的同窗好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赵碧琰见到了赵欣伯，对他很是爱慕。
于是，在得知王碧琰去世后，赵碧琰开始了对赵欣伯的追求，因为她比赵欣伯小十岁，外貌十分出众而且性格也很开放，赵欣伯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赵碧琰（右）、赵欣伯（左）、赵宗阳（中）
可赵欣伯对亡妻的感情很深，面对赵碧琰的追求，他在同意之前便向赵碧琰提出了一个条件，表示在一起可以，但婚后赵碧琰必须把名字改为自己原配夫人的姓名，即王碧琰。
赵碧琰被赵欣伯的深情打动了，为了爱情，她果断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两人正式结为了夫妻，后来，儿子赵宗阳（因为在3岁时左眼失明，又叫赵重光）出生后，她才随夫姓改叫赵碧琰。
伴随着儿子的出生，赵欣伯从悲痛中彻底走了出来，他继续奋发苦读，并于1925年获得了日本帝国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以及一些他之前的好友都觉得他回国后肯定能为革命做出一番贡献，但此时的赵欣伯早已不是当初心怀爱国之志的青年了。
当时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正在急剧蔓延，一些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开始展露锋芒，而赵欣伯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板原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这些日后成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军人结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从一个革命派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亲日派汉奸。
板原征四郎
1926年，学成归国后的赵欣伯在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的推荐下被张作霖任命为保安军司令部法律顾问，此后，在日本人的护送下一路高升，他更加下定决心为日本人卖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赵欣伯曾专门和日本关东军联系，声称东北军不准备抵抗，东北沦陷后，他积极协助日军“维护治安”，还亲自劝降滞留在境内的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
伪满洲国建立时，赵欣伯一直充当关东军的代言人，先后担任过伪满洲国奉天市（今沈阳）市长、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备受日本人器重，但同时对中国百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赵欣伯“功成名就”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压榨民族企业，向百姓兜售鸦片等毒品谋取暴利，残害百姓，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巨额的财产。
日本关东军
但赵欣伯的种种劣迹最终还是引起了日本军方的不满，在东北形势相对稳定之后，日本人就以前往日本考察宪法制度为由将其调离了东北。
赵欣伯来到日本后，依然妄想重回东北，官复原职，但迟迟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批准，于是，他开始用多年来非法得来的财产在东京做起了生意，并且在东京置购了大量的房产，为了避免引人耳目，他把在日本的所有财产都存到了妻子赵碧琰的名下。
1939年，赵欣伯终于找到机会回到了中国，在北平担任伪政府的法律顾问，回国之前，赵欣伯专门委托了日本好友铃木弥之助代为保管他留在日本的财产，但把所有购得的房契和地契都随身携带，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后来，日本投降，赵欣伯也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可他仍然执迷不悟，对日本人心存幻想，拒绝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并且由于当时的国民党狱警收受了他的贿赂，赵欣伯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延缓了被执行死刑的时间。
日本投降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了关押赵欣伯的监狱，他这才明白大势已去，在接受审问前，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过罄竹难书，忧惧之下，竟然急火攻心，导致血压升高，最终猝死在了看守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而赵碧琰为了不被别人说三道四，便在建国后又把自己的姓氏改回了原来的耿姓，即对外称自己叫耿碧琰，带着儿子在北京过起了平凡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的一次客人来访……财产索回，曲折不断
1963年秋季的一天，北京的一个普通胡同里停了一辆小轿车，车里走出来了三个干部模样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年逾半百的中年人，他就是廖承志，时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廖承志带着两个年轻的同志走到了一处四合院内，只见一位老妇正在院子里纳鞋底，他赶忙走到跟前，热情地问道：“请问你是耿碧琰吗？也就是当年的赵碧琰。”
赵碧琰与赵宗阳
原来赵碧琰隐居在这里以后，起初生活上还有保障，毕竟手里多少有些积蓄，但渐渐地，经过多年的消耗，家中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她平日里也只能靠扫大街、帮别人缝补衣服维持生活。
在此之前，赵碧琰从来没有和外人说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但看到眼前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后，她开始慌了，以为是政府要来追查汉奸家属的余罪，因而面对廖承志的询问，她一时愣住了，没有回答。
廖承志看到赵碧琰的神态后，更加确信她就是要找的人，便直接开门见山道：“你不要害怕，赵欣伯的罪行与你无关，我们此来是要帮你讨回当初你丈夫以你的名义留在日本的不动产。”
赵碧琰这才放松下来，旋即疑惑地问道：“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要回来吗？”
廖承志笑着说道：“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决不允许本国公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一定帮你把它争取回来！”
廖承志
赵碧琰冷静下来之后，又产生了一丝疑惑，她再次询问道：“请问国家是如何知道我有这笔财产的呢？”廖承志见她还是不放心，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她一一讲述。
原来，当初赵欣伯留在日本的金银珠宝都放在了其在东京住宅的地下室的保险柜里，二战后，被美军发现，在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协调下，这些财宝被移交给日本政府保管，但赵碧琰仍是法律上的财产持有者。
不过当时由于中日还没有建交，赵碧琰虽然也知道有这笔财产，但一直无法前往，只能不了了之，几年之后，日本方面见无人认领，便于1962年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此事，并声称赵碧琰下落不明，财产继续由铃木弥之助代管。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于是，一些财迷心窍的诈骗分子纷纷前去认领，他们有的冒名赵碧琰，有的冒充赵碧琰的儿子或者女婿。
赵碧琰与赵宗阳
更有甚者，有一个人为了使自己打扮得像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竟不惜活活剜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装成失明的样子，而日本政府在派人去调查他们身份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被暗杀。
据当时一家日本媒体报道称，仅在1962年一年时间里，就有3人冒充赵碧琰，7人冒充赵宗阳，到底谁才是赵碧琰，在日本国内引发了热议，而这自然通过东京华侨总会传到了廖承志的耳中。
廖承志得知这是中国公民的财产，必须尽力帮她追回，于是廖承志通过档案调查和多方查找，才最终得出判断：住在四合院里的耿碧琰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赵碧琰，这才亲自上门询问。
赵碧琰听完廖承志的讲述后，彻底弄清了疑惑，她心里很是感激政府的主动帮助，便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于1964年通过东京华侨总会寻找了两名日本律师为自己向相关法院起诉，确定财产的所有权。
廖承志
为了能够尽快地要回自己的财产，赵碧琰在廖承志的建议下又将自己的名字改回了赵姓。
然而因为战乱和躲避灾祸的原因，赵碧琰此时手上已经没有了丈夫留给她的关于不动产的契约，再加上法院开庭审理时，委托人铃木弥之助伪造了一份文件，上面声称“赵氏夫妻一旦去世，他们名下的财产将无偿赠与玲木弥之助所有。”
原来铃木弥之助此时也对这笔巨额财产产生了非分之想，在法庭上，他一直坚持称赵碧琰已经过世，财产应当归自己所有，而由于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赵碧琰无法当庭出席作证，这件案子就被搁置了下来。
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保护本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有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帮赵碧琰索回，但苦于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坚持和中日关系不好等原因，事情迟迟没有解决，直到两国建交且铃木弥之助病故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机……
中日联合声明
为夫赎罪，深明大义
1973年，铃木弥之助病故，中日两国也在不久前建交，东京华侨总会再次向日本法院就赵碧琰财产一事提出了申诉，法院也决定公开审理。
但在之后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冒充赵碧琰身份者实在太多，以致于在一次审判中法庭上竟然同时出现了五个赵碧琰，而真正的赵碧琰因为时间的原因对财产的具体细节有些遗忘，经常含糊其辞，导致案件再次被搁置。
1979年，这件事引起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耿飚和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关注，这年十一月，他们指示时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傅志人担任赵碧琰的代理律师，帮她全力要回资产。
傅志人是十分有名的律师，他知道这起官司肯定十分棘手，但在简单地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就抓住了整个事件的核心，那就是要在法庭上证明北京的赵碧琰就是赵欣伯的妻子，如此一切就迎刃而解。
于是，傅志人为此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计划，首先，他通过和赵碧琰详谈了解了赵碧琰曾经去过的地方，其次，他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用了足足8个月的时间到这些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事实证明，傅志人的辛苦没有白费，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19份能够证实赵碧琰身份的证人证言，其中包括赵欣伯下属的供词，赵碧琰多年来的户籍变动情况，以及他们夫妻二人在日本时的旧友。
最为关键的是，傅志人找到了赵碧琰的好友，即溥仪的胞妹三格格金蕊秀，此人在日本可是十分有名，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傅志人安排赵碧琰和她见了面，结果金蕊秀一眼就认出了赵碧琰，而且答应为她作证。
1984年4月，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日本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此案，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赵碧琰却因病重无法前往，她决定让儿子赵宗阳代她前往。
傅志人
可这下案子的重点又变成了确认赵宗阳的身份，以表明他是否有资格代替赵碧琰领取资产，而他的身份仅靠赵碧琰的一面之词是很难具有法律效力的，傅志人没有着急，他先向法院申请了延期审理，随后继续开始了调查。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傅志人继续进行着调查走访，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赵宗阳在日本出生时的接生证明，以及他当时在日本生活的地址和好友。
最终，傅志人和赵宗阳一起出席了法庭，1984年9月4日，日本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最终作出如下判决：“经对申诉人提供的诸多证据的审核，现判定北京的赵碧琰确系赵欣伯之妻，故撤销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代管权限，同意由赵碧琰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
至此，长达20多年的财产索回一案成功落下了帷幕，而法院工作人员对赵碧琰名下的财产进行审核后，发现所有财产加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价值高达30亿元，赵碧琰一下子成为了国内最富有的公民。
赵碧琰（中）
此时，正在家中休养的赵碧琰得知消息后，心里也很激动，但她更多地是对国家的感激和愧疚，因为她知道这些钱都是丈夫压榨百姓得来的不义之财，为此，她感到惴惴不安。
于是，赵碧琰经过思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把所得财产的百分之八十，即24亿捐赠给了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希望以此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为自己的丈夫赎罪。
这年中秋节，赵碧琰要求子女们无论什么原因都要到家里参加聚会，并准备在聚会上将这一决定告诉给家人，而她的子女们也都知道了她身上有巨额财产一事，便纷纷赶回了家中，这才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子女们在得知赵碧琰的决定后，虽然有些震惊，但却都认为这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是一笔不义之财，大家都对这位“家庭领袖”的举动很是敬佩。
赵碧琰（中）
1985年5月16日，赵碧琰正式以遗嘱的形式把24亿元捐了出去，而剩下的绝大部分又给了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和机构，只给后代们留下了极少的一部分，而自己则分文未取。
曾有记者采访时看到赵碧琰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便问她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财产安度晚年时，赵碧琰依旧显得有些惭愧。
她诚挚地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要回来这笔财产，事实上，就算国家全部收回也没什么可说的，但国家却让我个人处理。”
“要知道这些财产都是我丈夫赵欣伯取得的不义之财，我把大部分钱捐了出去，就是希望能够为丈夫的罪行赎罪，帮助下一代的成长，而且我已经给子女们留下一部分了，又怎么能再奢望给自己留一些呢。”
在赵碧琰的教育下，她的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而且奋发上进，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贡献。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赵碧琰的贡献，她生命的晚年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加护病房里度过的，虽然在政府里没有任何官职，但还是享受了高级干部的待遇。
1989年6月，赵碧琰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诚然赵碧琰的丈夫在战争时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赵碧琰在晚年深明大义，主动捐款的行为还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事实证明，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国人权利获得保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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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到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所有人心中美好的期盼，然而因为工作等原因，有很多儿女们无法回到父母的身边与家人团聚。
就在1984年中秋节当天晚上，一位居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老妇把全家19口人都叫到了一起，此前尽管子女们大多忙于工作无法抽身，但得知长辈的召唤还是立即赶回了家中。
此时的子女们静静地端坐在老妇的周围，脸上难掩笑意，原来这位老妇手上有一笔巨款，他们觉得这次聚会很有可能是安排家产的，所有子女都充满了期待。
然而老妇却心平气和地和家人们说道：“我决定把财产的百分之八十都捐出去，为丈夫赎罪。”
子女们听后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老妇口中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金额竟高达24亿元人民币，要知道在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我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还不足一百元。
第二天一早，老妇就在儿子的搀扶下主动进行了财产捐赠，邻居们也得到了这一消息，都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靠扫大街为生的瘦弱老妇竟然会有这么多钱……
她究竟是谁呢？她又是如何获得这么多钱的？这其中有何隐情？而她的丈夫又是谁，又犯下了哪些罪过呢？她又把钱捐给了谁呢？
这名老妇名叫赵碧琰，关于她的故事还要从其丈夫赵欣伯说起。铁杆汉奸，死不悔改
赵欣伯，于1890年在河北宛平县柏彦庄（今北京市区）出生，家境很是窘迫，为了谋生，他曾在清政府的禁卫军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卫兵，后因表现积极，又被安排到省立天津北洋大学学习。
赵欣伯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的统治结束，赵欣伯被迫离开了军队，为了生存，他到北京文明新戏团当了一个旦角演员，由于在学校里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新式教育，他主动加入了国民党。
也就是在此期间，赵欣伯与王碧琰相识，她是北平城内某王府家的一个歌伎，在一次演出活动中，两人偶然相识，互相心生爱慕，不久就结为了夫妻。
王碧琰因为多年的工作存有很多的积蓄，在婚后一直支持着丈夫的行动，此时的赵欣伯没有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立即就从戏团辞了职，当时正值二次革命爆发，他随之南下参与了行动。
革命失败后，赵欣伯逃往了大连，一路上王碧琰始终不离不弃，此刻的赵欣伯心中仍有救国的抱负，他准备到日本留学，以便将来施展拳脚，恰好王碧琰见多识广，而且会说流利的日语，在她的帮助下，赵欣伯赶往了日本。
赵欣伯
赵欣伯到达日本后的所有衣食住行全靠王碧琰资助，他对这位善良无私的妻子非常感激，他先是在日本明治大学就读了法学，毕业后，他又到日本帝国大学继续学习法学知识，成绩进步非常快。
然而正当赵欣伯踌躇满志的时候，1921年，王碧琰患上了子宫病，在一家日本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时，因为医生的诊治失误导致王碧琰失去了生命，赵欣伯顿时悲痛不已，而就在此时本文的主人公赵碧琰走入了他的视野。
赵碧琰，原名耿维馥，于1900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的富人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恰好是赵欣伯妹妹的同窗好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赵碧琰见到了赵欣伯，对他很是爱慕。
于是，在得知王碧琰去世后，赵碧琰开始了对赵欣伯的追求，因为她比赵欣伯小十岁，外貌十分出众而且性格也很开放，赵欣伯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赵碧琰（右）、赵欣伯（左）、赵宗阳（中）
可赵欣伯对亡妻的感情很深，面对赵碧琰的追求，他在同意之前便向赵碧琰提出了一个条件，表示在一起可以，但婚后赵碧琰必须把名字改为自己原配夫人的姓名，即王碧琰。
赵碧琰被赵欣伯的深情打动了，为了爱情，她果断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两人正式结为了夫妻，后来，儿子赵宗阳（因为在3岁时左眼失明，又叫赵重光）出生后，她才随夫姓改叫赵碧琰。
伴随着儿子的出生，赵欣伯从悲痛中彻底走了出来，他继续奋发苦读，并于1925年获得了日本帝国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以及一些他之前的好友都觉得他回国后肯定能为革命做出一番贡献，但此时的赵欣伯早已不是当初心怀爱国之志的青年了。
当时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正在急剧蔓延，一些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开始展露锋芒，而赵欣伯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板原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这些日后成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军人结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从一个革命派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亲日派汉奸。
板原征四郎
1926年，学成归国后的赵欣伯在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的推荐下被张作霖任命为保安军司令部法律顾问，此后，在日本人的护送下一路高升，他更加下定决心为日本人卖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赵欣伯曾专门和日本关东军联系，声称东北军不准备抵抗，东北沦陷后，他积极协助日军“维护治安”，还亲自劝降滞留在境内的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
伪满洲国建立时，赵欣伯一直充当关东军的代言人，先后担任过伪满洲国奉天市（今沈阳）市长、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备受日本人器重，但同时对中国百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赵欣伯“功成名就”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压榨民族企业，向百姓兜售鸦片等毒品谋取暴利，残害百姓，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巨额的财产。
日本关东军
但赵欣伯的种种劣迹最终还是引起了日本军方的不满，在东北形势相对稳定之后，日本人就以前往日本考察宪法制度为由将其调离了东北。
赵欣伯来到日本后，依然妄想重回东北，官复原职，但迟迟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批准，于是，他开始用多年来非法得来的财产在东京做起了生意，并且在东京置购了大量的房产，为了避免引人耳目，他把在日本的所有财产都存到了妻子赵碧琰的名下。
1939年，赵欣伯终于找到机会回到了中国，在北平担任伪政府的法律顾问，回国之前，赵欣伯专门委托了日本好友铃木弥之助代为保管他留在日本的财产，但把所有购得的房契和地契都随身携带，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后来，日本投降，赵欣伯也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可他仍然执迷不悟，对日本人心存幻想，拒绝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并且由于当时的国民党狱警收受了他的贿赂，赵欣伯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延缓了被执行死刑的时间。
日本投降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了关押赵欣伯的监狱，他这才明白大势已去，在接受审问前，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过罄竹难书，忧惧之下，竟然急火攻心，导致血压升高，最终猝死在了看守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而赵碧琰为了不被别人说三道四，便在建国后又把自己的姓氏改回了原来的耿姓，即对外称自己叫耿碧琰，带着儿子在北京过起了平凡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的一次客人来访……财产索回，曲折不断
1963年秋季的一天，北京的一个普通胡同里停了一辆小轿车，车里走出来了三个干部模样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年逾半百的中年人，他就是廖承志，时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廖承志带着两个年轻的同志走到了一处四合院内，只见一位老妇正在院子里纳鞋底，他赶忙走到跟前，热情地问道：“请问你是耿碧琰吗？也就是当年的赵碧琰。”
赵碧琰与赵宗阳
原来赵碧琰隐居在这里以后，起初生活上还有保障，毕竟手里多少有些积蓄，但渐渐地，经过多年的消耗，家中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她平日里也只能靠扫大街、帮别人缝补衣服维持生活。
在此之前，赵碧琰从来没有和外人说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但看到眼前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后，她开始慌了，以为是政府要来追查汉奸家属的余罪，因而面对廖承志的询问，她一时愣住了，没有回答。
廖承志看到赵碧琰的神态后，更加确信她就是要找的人，便直接开门见山道：“你不要害怕，赵欣伯的罪行与你无关，我们此来是要帮你讨回当初你丈夫以你的名义留在日本的不动产。”
赵碧琰这才放松下来，旋即疑惑地问道：“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要回来吗？”
廖承志笑着说道：“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决不允许本国公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一定帮你把它争取回来！”
廖承志
赵碧琰冷静下来之后，又产生了一丝疑惑，她再次询问道：“请问国家是如何知道我有这笔财产的呢？”廖承志见她还是不放心，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她一一讲述。
原来，当初赵欣伯留在日本的金银珠宝都放在了其在东京住宅的地下室的保险柜里，二战后，被美军发现，在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协调下，这些财宝被移交给日本政府保管，但赵碧琰仍是法律上的财产持有者。
不过当时由于中日还没有建交，赵碧琰虽然也知道有这笔财产，但一直无法前往，只能不了了之，几年之后，日本方面见无人认领，便于1962年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此事，并声称赵碧琰下落不明，财产继续由铃木弥之助代管。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于是，一些财迷心窍的诈骗分子纷纷前去认领，他们有的冒名赵碧琰，有的冒充赵碧琰的儿子或者女婿。
赵碧琰与赵宗阳
更有甚者，有一个人为了使自己打扮得像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竟不惜活活剜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装成失明的样子，而日本政府在派人去调查他们身份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被暗杀。
据当时一家日本媒体报道称，仅在1962年一年时间里，就有3人冒充赵碧琰，7人冒充赵宗阳，到底谁才是赵碧琰，在日本国内引发了热议，而这自然通过东京华侨总会传到了廖承志的耳中。
廖承志得知这是中国公民的财产，必须尽力帮她追回，于是廖承志通过档案调查和多方查找，才最终得出判断：住在四合院里的耿碧琰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赵碧琰，这才亲自上门询问。
赵碧琰听完廖承志的讲述后，彻底弄清了疑惑，她心里很是感激政府的主动帮助，便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于1964年通过东京华侨总会寻找了两名日本律师为自己向相关法院起诉，确定财产的所有权。
廖承志
为了能够尽快地要回自己的财产，赵碧琰在廖承志的建议下又将自己的名字改回了赵姓。
然而因为战乱和躲避灾祸的原因，赵碧琰此时手上已经没有了丈夫留给她的关于不动产的契约，再加上法院开庭审理时，委托人铃木弥之助伪造了一份文件，上面声称“赵氏夫妻一旦去世，他们名下的财产将无偿赠与玲木弥之助所有。”
原来铃木弥之助此时也对这笔巨额财产产生了非分之想，在法庭上，他一直坚持称赵碧琰已经过世，财产应当归自己所有，而由于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赵碧琰无法当庭出席作证，这件案子就被搁置了下来。
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保护本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有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帮赵碧琰索回，但苦于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坚持和中日关系不好等原因，事情迟迟没有解决，直到两国建交且铃木弥之助病故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机……
中日联合声明
为夫赎罪，深明大义
1973年，铃木弥之助病故，中日两国也在不久前建交，东京华侨总会再次向日本法院就赵碧琰财产一事提出了申诉，法院也决定公开审理。
但在之后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冒充赵碧琰身份者实在太多，以致于在一次审判中法庭上竟然同时出现了五个赵碧琰，而真正的赵碧琰因为时间的原因对财产的具体细节有些遗忘，经常含糊其辞，导致案件再次被搁置。
1979年，这件事引起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耿飚和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关注，这年十一月，他们指示时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傅志人担任赵碧琰的代理律师，帮她全力要回资产。
傅志人是十分有名的律师，他知道这起官司肯定十分棘手，但在简单地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就抓住了整个事件的核心，那就是要在法庭上证明北京的赵碧琰就是赵欣伯的妻子，如此一切就迎刃而解。
于是，傅志人为此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计划，首先，他通过和赵碧琰详谈了解了赵碧琰曾经去过的地方，其次，他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用了足足8个月的时间到这些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事实证明，傅志人的辛苦没有白费，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19份能够证实赵碧琰身份的证人证言，其中包括赵欣伯下属的供词，赵碧琰多年来的户籍变动情况，以及他们夫妻二人在日本时的旧友。
最为关键的是，傅志人找到了赵碧琰的好友，即溥仪的胞妹三格格金蕊秀，此人在日本可是十分有名，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傅志人安排赵碧琰和她见了面，结果金蕊秀一眼就认出了赵碧琰，而且答应为她作证。
1984年4月，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日本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此案，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赵碧琰却因病重无法前往，她决定让儿子赵宗阳代她前往。
傅志人
可这下案子的重点又变成了确认赵宗阳的身份，以表明他是否有资格代替赵碧琰领取资产，而他的身份仅靠赵碧琰的一面之词是很难具有法律效力的，傅志人没有着急，他先向法院申请了延期审理，随后继续开始了调查。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傅志人继续进行着调查走访，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赵宗阳在日本出生时的接生证明，以及他当时在日本生活的地址和好友。
最终，傅志人和赵宗阳一起出席了法庭，1984年9月4日，日本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最终作出如下判决：“经对申诉人提供的诸多证据的审核，现判定北京的赵碧琰确系赵欣伯之妻，故撤销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代管权限，同意由赵碧琰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
至此，长达20多年的财产索回一案成功落下了帷幕，而法院工作人员对赵碧琰名下的财产进行审核后，发现所有财产加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价值高达30亿元，赵碧琰一下子成为了国内最富有的公民。
赵碧琰（中）
此时，正在家中休养的赵碧琰得知消息后，心里也很激动，但她更多地是对国家的感激和愧疚，因为她知道这些钱都是丈夫压榨百姓得来的不义之财，为此，她感到惴惴不安。
于是，赵碧琰经过思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把所得财产的百分之八十，即24亿捐赠给了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希望以此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为自己的丈夫赎罪。
这年中秋节，赵碧琰要求子女们无论什么原因都要到家里参加聚会，并准备在聚会上将这一决定告诉给家人，而她的子女们也都知道了她身上有巨额财产一事，便纷纷赶回了家中，这才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子女们在得知赵碧琰的决定后，虽然有些震惊，但却都认为这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是一笔不义之财，大家都对这位“家庭领袖”的举动很是敬佩。
赵碧琰（中）
1985年5月16日，赵碧琰正式以遗嘱的形式把24亿元捐了出去，而剩下的绝大部分又给了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和机构，只给后代们留下了极少的一部分，而自己则分文未取。
曾有记者采访时看到赵碧琰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便问她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财产安度晚年时，赵碧琰依旧显得有些惭愧。
她诚挚地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要回来这笔财产，事实上，就算国家全部收回也没什么可说的，但国家却让我个人处理。”
“要知道这些财产都是我丈夫赵欣伯取得的不义之财，我把大部分钱捐了出去，就是希望能够为丈夫的罪行赎罪，帮助下一代的成长，而且我已经给子女们留下一部分了，又怎么能再奢望给自己留一些呢。”
在赵碧琰的教育下，她的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而且奋发上进，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贡献。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赵碧琰的贡献，她生命的晚年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加护病房里度过的，虽然在政府里没有任何官职，但还是享受了高级干部的待遇。
1989年6月，赵碧琰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诚然赵碧琰的丈夫在战争时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赵碧琰在晚年深明大义，主动捐款的行为还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事实证明，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国人权利获得保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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