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 "我相信,某些国家正仔细研究墨西哥的‘斩首行动’"
在主流叙事中，墨西哥被视为“国家能力不足”的典型，仿佛只要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暴力便会消散。然而，2026年初墨西哥国家军队击毙了国内大毒枭“埃尔·门乔”，随后全国多地立刻爆发了更猛烈的焚烧与封锁。国家的强力介入，为何没有创造秩序，反而引爆了社会秩序的崩塌？
本文指出，这种解释隐含了一个未经反思的现代性预设：主权理应是均质且连续的。事实上，墨西哥从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均质主权空间，其历史常态是中央权威与地方社会并存的“分层主权”。从阿兹特克帝国的贡赋体系，到殖民时期的双重社会结构，再到革命制度党时期的组织吸纳，墨西哥的主权形态始终表现为一种“优位权”与地方自治秩序的叠加，而从未出现一种现代性想象下的均质主权。因此，当代贩毒集团并非单纯的反国家力量，而是这种分层政治结构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斩首行动”试图制造一种“均质主权”的幻觉，但随之而来的剧烈的暴力震荡，则说明国家在打破历史形成的分层结构后缺乏相对应的稳定机制。
本文为作者投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9期 总第299期
均质主权的幻觉：
墨西哥斩首行动与暴力震荡的历史逻辑
2026年2月，墨西哥联邦军队在哈利斯科州发动突袭，击毙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贩毒集团（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头目内梅西奥·奥塞格拉·塞万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尔·门乔”(El Mencho)。这是近年来墨西哥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安全行动。辛鲍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将其定性为国家权威的重大胜利，强调这是收回暴力控制权、恢复法治秩序的关键一步。几乎在同一时间，哈利斯科及周边瓜纳华托、米却肯等州出现连锁反应。武装人员焚烧车辆、封锁高速公路、扰乱物流节点，多座城市商业停摆、学校停课。国家展示主权的瞬间，地方社会却陷入更深的不稳定。这一悖论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主权意味着对暴力的垄断，为什么国家最强烈的主权展示反而引发更剧烈的震荡？
自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国家能力不足”几乎成为国内外学界对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惯常解释。按照这一逻辑，墨西哥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整合，犯罪集团因此得以挑战国家权威。这种解释隐含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即主权理应是均质的、连续的，在疆域内部无缝覆盖的。一旦空间内部出现裂缝，便被视为失败。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间从未按照这种模式生成。从前西班牙的贡赋帝国，到殖民时期的“避难区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独立之后革命制度党主导的国家整合工程，中央权威始终叠加在地方社会之上，却从未彻底吸收地方。地方社会保留自身的网络、亲属结构与经济逻辑，国家权力与之并行存在，多层级秩序成为历史常态。在这样的结构中，毒枭组织并非简单的“反国家力量”，而是一种嵌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威形式。换言之，毒枭组织非法，却并不游离；暴力持续存在，却未必始终失控。当国家通过“斩首”打破既有平衡时，其击碎的不只是犯罪组织的领导层，也是一套已经嵌入地方社会的权力配置。
从更深层看，辛鲍姆政府所面对的，是一种“均质主权的幻觉”。我们习惯将单一权威、暴力垄断、法律连续与空间整合作为政治秩序的常态，并以此衡量现实。一旦多重权威并存、地方暴力网络与国家制度交织的现象出现，便将其归类为主权失控。但这种判断本身建立在一个历史性的误认之上，即把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当作跨越历史与地域的普遍标准。墨西哥的经验恰恰提醒我们，主权并非天然均质，而是长期在分层结构中生成和调整的结果。所谓暴乱，与其说是主权崩溃，不如说是主权形式与历史结构之间张力的显现。理解这一点，意味着必须把当下行动放入更长的时间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层主权（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贡赋帝国、殖民支配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渐沉积，并最终成为当代政治冲突的深层背景。
▍叠加主权的历史生成：从贡赋帝国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间的早期形态，并非围绕疆域内部的统一权威展开，而是围绕等级化的权威关系组织起来。权力的扩张不以消除地方社会为前提，而以确立优位地位为核心。中央权威在既有社会结构之上叠加资源抽取与军事惩戒的权力，并不承担全面治理的责任。在这一权力结构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与中央平行，而是被纳入一种不对称的层级关系之中。进而，主权并非排他性的覆盖，而是一种优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两者并存，却不对等。这种分层配置，并不是制度缺陷，而是一种稳定的统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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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这种解释隐含了一个未经反思的现代性预设：主权理应是均质且连续的。事实上，墨西哥从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均质主权空间，其历史常态是中央权威与地方社会并存的“分层主权”。从阿兹特克帝国的贡赋体系，到殖民时期的双重社会结构，再到革命制度党时期的组织吸纳，墨西哥的主权形态始终表现为一种“优位权”与地方自治秩序的叠加，而从未出现一种现代性想象下的均质主权。因此，当代贩毒集团并非单纯的反国家力量，而是这种分层政治结构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斩首行动”试图制造一种“均质主权”的幻觉，但随之而来的剧烈的暴力震荡，则说明国家在打破历史形成的分层结构后缺乏相对应的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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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19期 总第299期
均质主权的幻觉：
墨西哥斩首行动与暴力震荡的历史逻辑
2026年2月，墨西哥联邦军队在哈利斯科州发动突袭，击毙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贩毒集团（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头目内梅西奥·奥塞格拉·塞万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尔·门乔”(El Mencho)。这是近年来墨西哥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安全行动。辛鲍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将其定性为国家权威的重大胜利，强调这是收回暴力控制权、恢复法治秩序的关键一步。几乎在同一时间，哈利斯科及周边瓜纳华托、米却肯等州出现连锁反应。武装人员焚烧车辆、封锁高速公路、扰乱物流节点，多座城市商业停摆、学校停课。国家展示主权的瞬间，地方社会却陷入更深的不稳定。这一悖论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主权意味着对暴力的垄断，为什么国家最强烈的主权展示反而引发更剧烈的震荡？
自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国家能力不足”几乎成为国内外学界对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惯常解释。按照这一逻辑，墨西哥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整合，犯罪集团因此得以挑战国家权威。这种解释隐含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即主权理应是均质的、连续的，在疆域内部无缝覆盖的。一旦空间内部出现裂缝，便被视为失败。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间从未按照这种模式生成。从前西班牙的贡赋帝国，到殖民时期的“避难区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独立之后革命制度党主导的国家整合工程，中央权威始终叠加在地方社会之上，却从未彻底吸收地方。地方社会保留自身的网络、亲属结构与经济逻辑，国家权力与之并行存在，多层级秩序成为历史常态。在这样的结构中，毒枭组织并非简单的“反国家力量”，而是一种嵌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威形式。换言之，毒枭组织非法，却并不游离；暴力持续存在，却未必始终失控。当国家通过“斩首”打破既有平衡时，其击碎的不只是犯罪组织的领导层，也是一套已经嵌入地方社会的权力配置。
从更深层看，辛鲍姆政府所面对的，是一种“均质主权的幻觉”。我们习惯将单一权威、暴力垄断、法律连续与空间整合作为政治秩序的常态，并以此衡量现实。一旦多重权威并存、地方暴力网络与国家制度交织的现象出现，便将其归类为主权失控。但这种判断本身建立在一个历史性的误认之上，即把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当作跨越历史与地域的普遍标准。墨西哥的经验恰恰提醒我们，主权并非天然均质，而是长期在分层结构中生成和调整的结果。所谓暴乱，与其说是主权崩溃，不如说是主权形式与历史结构之间张力的显现。理解这一点，意味着必须把当下行动放入更长的时间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层主权（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贡赋帝国、殖民支配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渐沉积，并最终成为当代政治冲突的深层背景。
▍叠加主权的历史生成：从贡赋帝国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间的早期形态，并非围绕疆域内部的统一权威展开，而是围绕等级化的权威关系组织起来。权力的扩张不以消除地方社会为前提，而以确立优位地位为核心。中央权威在既有社会结构之上叠加资源抽取与军事惩戒的权力，并不承担全面治理的责任。在这一权力结构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与中央平行，而是被纳入一种不对称的层级关系之中。进而，主权并非排他性的覆盖，而是一种优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两者并存，却不对等。这种分层配置，并不是制度缺陷，而是一种稳定的统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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