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居女性去世,9位親屬爭奪遺產(圖
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立生前遺囑，特別是公證過的遺囑，不管是銀行、不動產登記中心還是車管所，都可以根據公證遺囑辦理業務，不需要再走法院這一趟流程。
其實對於老百姓來說，立遺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手寫遺囑，帶有落款、手印的打印遺囑，至少有兩位見證人在場、別人代替書寫的遺囑，如果情況比較緊急，還可以是錄音、錄像遺囑，只要能證明是本人在意識清醒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就會被法院采信。
立遺囑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但在我們的文化中，老百姓對於死亡的探討、遺產的處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數想法都是順其自然。就拿趙晉的情況來說，有家族病史，又確診了那麼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應的遺囑准備，這樣在發生變故的時候，她的9位親屬就不至於因為糾紛對簿公堂。
圖源劇集《遺產偵探》
照見人性的證據
遺產糾紛問題是復雜的，審判這類案件，也時常給我一種審判人性的感覺。
我2010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從審判員到一級法官，至今已經16年了。法官在英文裡的詞匯是「judge」，原來在學校學習法律的時候，也覺得這是一個判斷的身份，只要證據擺在那兒，把事實核查清楚，用適用的法條下結論就行。但是進了法院之後，才發現法官工作最難的部分，不僅要了解案件的內容，調查清楚事實，了解人性，而且還要在人性、證據和事實之間找到法律上的平衡，這是工作後才慢慢體會到的事。
記得剛開始當助理審判員的時候，我聽老法官講課，有一個很大的啟發：接到一個案件之後，需要了解當事人是什麼背景，在庭上是什麼表現，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還是比較虛浮的人？哪怕這些信息跟案件沒有直接關聯，也有助於我們在內心構築起一個「人」的具體的形象，特別是在充分照見人性的遺產糾紛案件裡，有時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點，影響到最終的審判。
我之前還判過一個遺產繼承案，逝者馬老伯生前結婚生過一個女兒，後來他因為故意傷害罪判了刑，出獄後身患重病，妻子和他離異帶走了女兒。多年裡，馬老伯沒有工作能力，平時和弟弟一起生活，經濟接濟、生病就醫、喪事操辦都依靠弟弟。馬老伯的女兒當時還沒有成年，她對父親沒有感情，從來沒去看過父親，甚至病重在醫院時也沒有去探望。但要繼承馬老伯的房子時，他的女兒出現了。
馬老伯的女兒在庭上基本沒有說話，都由律師陳述，但馬老伯的弟弟沒有請律師，他說話嗓門很大，對方一說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來反駁，話語激動但很樸素，認為他付出了很多，應該得到遺產。雖然馬老伯弟弟不是那麼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情緒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實。
這起案件證據裡，有一份馬老伯簽字的遺囑，是他躺在病床上彌留之時，弟弟見到情況緊急，就准備好了一份文本，又找來兩位見證人，一位見證人向馬老伯宣讀遺囑，內容是所有遺產歸弟弟這邊所有，沒有給他的女兒，讀完之後協助馬老伯簽了字。另一位見證人全程錄了視頻，可以看到馬老伯精神狀態很不好，有時候有模糊的回應，但沒辦法進行完整的語言表達，很難判斷他是否聽清了遺囑的內容。
對於那份遺囑，我的考量是，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過法律，否則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見證人錄像，但錄像也反過來證明了馬老伯當時的意識並不清醒。這種情況下，我把那份遺囑給否決了，還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繼承順序判決，但考慮到弟弟對馬老伯生前的照顧，也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平衡，盡可能給弟弟多一些份額。
回到趙晉這個案件，其實也能看見人性裡利己的一面。比如在證據清單裡，有親屬為了證明幫扶，提供了給趙晉轉賬500元的記錄，但那筆錢其實是趙晉母親去世時的慰問禮金；還有親屬說，為趙晉交過水費、物業費，但看開票的日期，是趙晉去世之後才補交的，而且物業費還出自趙晉自己的死亡撫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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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遺囑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但在我們的文化中，老百姓對於死亡的探討、遺產的處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數想法都是順其自然。就拿趙晉的情況來說，有家族病史，又確診了那麼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應的遺囑准備，這樣在發生變故的時候，她的9位親屬就不至於因為糾紛對簿公堂。
圖源劇集《遺產偵探》
照見人性的證據
遺產糾紛問題是復雜的，審判這類案件，也時常給我一種審判人性的感覺。
我2010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從審判員到一級法官，至今已經16年了。法官在英文裡的詞匯是「judge」，原來在學校學習法律的時候，也覺得這是一個判斷的身份，只要證據擺在那兒，把事實核查清楚，用適用的法條下結論就行。但是進了法院之後，才發現法官工作最難的部分，不僅要了解案件的內容，調查清楚事實，了解人性，而且還要在人性、證據和事實之間找到法律上的平衡，這是工作後才慢慢體會到的事。
記得剛開始當助理審判員的時候，我聽老法官講課，有一個很大的啟發：接到一個案件之後，需要了解當事人是什麼背景，在庭上是什麼表現，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還是比較虛浮的人？哪怕這些信息跟案件沒有直接關聯，也有助於我們在內心構築起一個「人」的具體的形象，特別是在充分照見人性的遺產糾紛案件裡，有時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點，影響到最終的審判。
我之前還判過一個遺產繼承案，逝者馬老伯生前結婚生過一個女兒，後來他因為故意傷害罪判了刑，出獄後身患重病，妻子和他離異帶走了女兒。多年裡，馬老伯沒有工作能力，平時和弟弟一起生活，經濟接濟、生病就醫、喪事操辦都依靠弟弟。馬老伯的女兒當時還沒有成年，她對父親沒有感情，從來沒去看過父親，甚至病重在醫院時也沒有去探望。但要繼承馬老伯的房子時，他的女兒出現了。
馬老伯的女兒在庭上基本沒有說話，都由律師陳述，但馬老伯的弟弟沒有請律師，他說話嗓門很大，對方一說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來反駁，話語激動但很樸素，認為他付出了很多，應該得到遺產。雖然馬老伯弟弟不是那麼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情緒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實。
這起案件證據裡，有一份馬老伯簽字的遺囑，是他躺在病床上彌留之時，弟弟見到情況緊急，就准備好了一份文本，又找來兩位見證人，一位見證人向馬老伯宣讀遺囑，內容是所有遺產歸弟弟這邊所有，沒有給他的女兒，讀完之後協助馬老伯簽了字。另一位見證人全程錄了視頻，可以看到馬老伯精神狀態很不好，有時候有模糊的回應，但沒辦法進行完整的語言表達，很難判斷他是否聽清了遺囑的內容。
對於那份遺囑，我的考量是，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過法律，否則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見證人錄像，但錄像也反過來證明了馬老伯當時的意識並不清醒。這種情況下，我把那份遺囑給否決了，還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繼承順序判決，但考慮到弟弟對馬老伯生前的照顧，也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平衡，盡可能給弟弟多一些份額。
回到趙晉這個案件，其實也能看見人性裡利己的一面。比如在證據清單裡，有親屬為了證明幫扶，提供了給趙晉轉賬500元的記錄，但那筆錢其實是趙晉母親去世時的慰問禮金；還有親屬說，為趙晉交過水費、物業費，但看開票的日期，是趙晉去世之後才補交的，而且物業費還出自趙晉自己的死亡撫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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