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女性去世,9位亲属争夺遗产(图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立生前遗嘱，特别是公证过的遗嘱，不管是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还是车管所，都可以根据公证遗嘱办理业务，不需要再走法院这一趟流程。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立遗嘱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手写遗嘱，带有落款、手印的打印遗嘱，至少有两位见证人在场、别人代替书写的遗嘱，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还可以是录音、录像遗嘱，只要能证明是本人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就会被法院采信。
立遗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我们的文化中，老百姓对于死亡的探讨、遗产的处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数想法都是顺其自然。就拿赵晋的情况来说，有家族病史，又确诊了那么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应的遗嘱准备，这样在发生变故的时候，她的9位亲属就不至于因为纠纷对簿公堂。
图源剧集《遗产侦探》
照见人性的证据
遗产纠纷问题是复杂的，审判这类案件，也时常给我一种审判人性的感觉。
我2010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从审判员到一级法官，至今已经16年了。法官在英文里的词汇是「judge」，原来在学校学习法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个判断的身份，只要证据摆在那儿，把事实核查清楚，用适用的法条下结论就行。但是进了法院之后，才发现法官工作最难的部分，不仅要了解案件的内容，调查清楚事实，了解人性，而且还要在人性、证据和事实之间找到法律上的平衡，这是工作后才慢慢体会到的事。
记得刚开始当助理审判员的时候，我听老法官讲课，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接到一个案件之后，需要了解当事人是什么背景，在庭上是什么表现，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还是比较虚浮的人？哪怕这些信息跟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也有助于我们在内心构筑起一个「人」的具体的形象，特别是在充分照见人性的遗产纠纷案件里，有时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点，影响到最终的审判。
我之前还判过一个遗产继承案，逝者马老伯生前结婚生过一个女儿，后来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判了刑，出狱后身患重病，妻子和他离异带走了女儿。多年里，马老伯没有工作能力，平时和弟弟一起生活，经济接济、生病就医、丧事操办都依靠弟弟。马老伯的女儿当时还没有成年，她对父亲没有感情，从来没去看过父亲，甚至病重在医院时也没有去探望。但要继承马老伯的房子时，他的女儿出现了。
马老伯的女儿在庭上基本没有说话，都由律师陈述，但马老伯的弟弟没有请律师，他说话嗓门很大，对方一说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来反驳，话语激动但很朴素，认为他付出了很多，应该得到遗产。虽然马老伯弟弟不是那么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情绪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这起案件证据里，有一份马老伯签字的遗嘱，是他躺在病床上弥留之时，弟弟见到情况紧急，就准备好了一份文本，又找来两位见证人，一位见证人向马老伯宣读遗嘱，内容是所有遗产归弟弟这边所有，没有给他的女儿，读完之后协助马老伯签了字。另一位见证人全程录了视频，可以看到马老伯精神状态很不好，有时候有模糊的回应，但没办法进行完整的语言表达，很难判断他是否听清了遗嘱的内容。
对于那份遗嘱，我的考量是，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过法律，否则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见证人录像，但录像也反过来证明了马老伯当时的意识并不清醒。这种情况下，我把那份遗嘱给否决了，还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判决，但考虑到弟弟对马老伯生前的照顾，也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平衡，尽可能给弟弟多一些份额。
回到赵晋这个案件，其实也能看见人性里利己的一面。比如在证据清单里，有亲属为了证明帮扶，提供了给赵晋转账500元的记录，但那笔钱其实是赵晋母亲去世时的慰问礼金；还有亲属说，为赵晋交过水费、物业费，但看开票的日期，是赵晋去世之后才补交的，而且物业费还出自赵晋自己的死亡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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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立遗嘱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手写遗嘱，带有落款、手印的打印遗嘱，至少有两位见证人在场、别人代替书写的遗嘱，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还可以是录音、录像遗嘱，只要能证明是本人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就会被法院采信。
立遗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我们的文化中，老百姓对于死亡的探讨、遗产的处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数想法都是顺其自然。就拿赵晋的情况来说，有家族病史，又确诊了那么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应的遗嘱准备，这样在发生变故的时候，她的9位亲属就不至于因为纠纷对簿公堂。
图源剧集《遗产侦探》
照见人性的证据
遗产纠纷问题是复杂的，审判这类案件，也时常给我一种审判人性的感觉。
我2010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从审判员到一级法官，至今已经16年了。法官在英文里的词汇是「judge」，原来在学校学习法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个判断的身份，只要证据摆在那儿，把事实核查清楚，用适用的法条下结论就行。但是进了法院之后，才发现法官工作最难的部分，不仅要了解案件的内容，调查清楚事实，了解人性，而且还要在人性、证据和事实之间找到法律上的平衡，这是工作后才慢慢体会到的事。
记得刚开始当助理审判员的时候，我听老法官讲课，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接到一个案件之后，需要了解当事人是什么背景，在庭上是什么表现，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还是比较虚浮的人？哪怕这些信息跟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也有助于我们在内心构筑起一个「人」的具体的形象，特别是在充分照见人性的遗产纠纷案件里，有时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点，影响到最终的审判。
我之前还判过一个遗产继承案，逝者马老伯生前结婚生过一个女儿，后来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判了刑，出狱后身患重病，妻子和他离异带走了女儿。多年里，马老伯没有工作能力，平时和弟弟一起生活，经济接济、生病就医、丧事操办都依靠弟弟。马老伯的女儿当时还没有成年，她对父亲没有感情，从来没去看过父亲，甚至病重在医院时也没有去探望。但要继承马老伯的房子时，他的女儿出现了。
马老伯的女儿在庭上基本没有说话，都由律师陈述，但马老伯的弟弟没有请律师，他说话嗓门很大，对方一说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来反驳，话语激动但很朴素，认为他付出了很多，应该得到遗产。虽然马老伯弟弟不是那么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情绪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这起案件证据里，有一份马老伯签字的遗嘱，是他躺在病床上弥留之时，弟弟见到情况紧急，就准备好了一份文本，又找来两位见证人，一位见证人向马老伯宣读遗嘱，内容是所有遗产归弟弟这边所有，没有给他的女儿，读完之后协助马老伯签了字。另一位见证人全程录了视频，可以看到马老伯精神状态很不好，有时候有模糊的回应，但没办法进行完整的语言表达，很难判断他是否听清了遗嘱的内容。
对于那份遗嘱，我的考量是，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过法律，否则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见证人录像，但录像也反过来证明了马老伯当时的意识并不清醒。这种情况下，我把那份遗嘱给否决了，还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判决，但考虑到弟弟对马老伯生前的照顾，也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平衡，尽可能给弟弟多一些份额。
回到赵晋这个案件，其实也能看见人性里利己的一面。比如在证据清单里，有亲属为了证明帮扶，提供了给赵晋转账500元的记录，但那笔钱其实是赵晋母亲去世时的慰问礼金；还有亲属说，为赵晋交过水费、物业费，但看开票的日期，是赵晋去世之后才补交的，而且物业费还出自赵晋自己的死亡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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