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 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始終存在 馬斯克終究不是MAGA
自特朗普去年七月遭受槍擊以來，馬斯克迅速向特朗普靠攏。他不僅提供了大量競選資金，還親自下場自稱“黑暗MAGA”為特朗普拉票。特朗普勝選後也投桃報李，讓馬斯克擔任政府效率部門（DOGE）事實上的領導人，負責削減官僚部門開支。馬斯克也以其一貫高調和極具爭議性的方式推進這一議程，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實質性停擺是其最主要的成果。
馬斯克的激進做法自然引起反對者的廣泛不滿。部分西方媒體趁機煽動輿論，試圖離間特朗普與馬斯克關系，同時隱晦地為暴力行為制造輿論空間，西方左翼民粹主義者們也在各類播客中表現出幸災樂禍的態度。事實證明，當暴力符合其意識形態願景的時候，一向標榜進步的西方左翼也是喜歡利用暴力的。
隨著特斯拉及旗下相關公司的損失愈發嚴重，馬斯克宣布逐步退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事務參與。在近期關稅爭議中，馬斯克雖未直接批評特朗普，但已明顯表露對關稅政策的不滿。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馬斯克，與代表傳統保守主義的特朗普陣營，是在主流自由主義壓力下的策略性結盟。雙方雖在部分關鍵議題上存在一致性，但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始終存在。
正如斯蒂夫.班農早已指出馬斯克與MAGA群體之間終究不是一路人一樣，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本就分屬不同陣營，黑暗MAGA亦非真正的MAGA。
斯密與伯克的自由貿易理論差異
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在自由貿易等問題上的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種差異根植於亞當.斯密和埃德蒙.伯克對自由貿易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受主流學術界系統性偏見的影響，大多數學者對這一關鍵問題缺乏足夠關注。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情況更為突出，不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研究者甚至直接將斯密和伯克的觀點混為一談。
嚴格而言，這種混淆並非沒有出處。事實上第一個可能混淆兩者區別的人就是斯密自己。作為伯克的好友，斯密公開表示伯克與自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具有相似的立場，這尤其體現在對重商主義和殖民地貿易限制的反對上。斯密的觀點大家應該非常熟悉，筆者在這裡主要闡述一下伯克的理解。
伯克對自由貿易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其晚年所著的《關於稀缺性的思考和細節》一文中。他指出，商品交換本質上是交易雙方相互約定的產物，相較於政府機構，交易雙方對自身需求有著更為清晰明確的認知。政府對於貿易的肆意幹涉只會導致貿易的失敗。
“政府的最大用處是作為一種約束；除了在憤怒的環境下對激烈的投機加以抑制外，它對別人和自己都沒有什麼約束。”這與斯密對市場自適應的論證具有明顯的相似性。伯克的這種觀點也是其早期反對美洲征稅的動機之一。與近代契約論者“無代表不納稅”的解釋不同，伯克認為征稅違背了建立英國殖民地是以經濟目的為基礎的傳統，加重了殖民地的不合理負擔。
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伯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與斯密的深層次不同。一方面，兩者的方法論不同。斯密的方法論建立在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基礎之上，其自由市場理論從本質而言，是一種以個體為出發點構建的規范性理論。在他的理論體系裡，自由市場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社會關系被高度簡化為純粹的契約關系。用麥克弗森的話說，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是以“占有性個人主義”為基礎，其背後是17、18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投射。
在伯克的方法論中，自由貿易是歷史經驗的結果，個人生產能力的有限性意味著無論什麼社會都有商品交換的需要。這種交換的具體形式及限度都不是抽象觀念的結果，而是民眾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的行為習慣。這種行為習慣是在共同體之內培育和成長的。換言之，自由貿易是英國歷史文化傳統自身塑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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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馬斯克的激進做法自然引起反對者的廣泛不滿。部分西方媒體趁機煽動輿論，試圖離間特朗普與馬斯克關系，同時隱晦地為暴力行為制造輿論空間，西方左翼民粹主義者們也在各類播客中表現出幸災樂禍的態度。事實證明，當暴力符合其意識形態願景的時候，一向標榜進步的西方左翼也是喜歡利用暴力的。
隨著特斯拉及旗下相關公司的損失愈發嚴重，馬斯克宣布逐步退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事務參與。在近期關稅爭議中，馬斯克雖未直接批評特朗普，但已明顯表露對關稅政策的不滿。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馬斯克，與代表傳統保守主義的特朗普陣營，是在主流自由主義壓力下的策略性結盟。雙方雖在部分關鍵議題上存在一致性，但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始終存在。
正如斯蒂夫.班農早已指出馬斯克與MAGA群體之間終究不是一路人一樣，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本就分屬不同陣營，黑暗MAGA亦非真正的MAGA。
斯密與伯克的自由貿易理論差異
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在自由貿易等問題上的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種差異根植於亞當.斯密和埃德蒙.伯克對自由貿易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受主流學術界系統性偏見的影響，大多數學者對這一關鍵問題缺乏足夠關注。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情況更為突出，不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研究者甚至直接將斯密和伯克的觀點混為一談。
嚴格而言，這種混淆並非沒有出處。事實上第一個可能混淆兩者區別的人就是斯密自己。作為伯克的好友，斯密公開表示伯克與自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具有相似的立場，這尤其體現在對重商主義和殖民地貿易限制的反對上。斯密的觀點大家應該非常熟悉，筆者在這裡主要闡述一下伯克的理解。
伯克對自由貿易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其晚年所著的《關於稀缺性的思考和細節》一文中。他指出，商品交換本質上是交易雙方相互約定的產物，相較於政府機構，交易雙方對自身需求有著更為清晰明確的認知。政府對於貿易的肆意幹涉只會導致貿易的失敗。
“政府的最大用處是作為一種約束；除了在憤怒的環境下對激烈的投機加以抑制外，它對別人和自己都沒有什麼約束。”這與斯密對市場自適應的論證具有明顯的相似性。伯克的這種觀點也是其早期反對美洲征稅的動機之一。與近代契約論者“無代表不納稅”的解釋不同，伯克認為征稅違背了建立英國殖民地是以經濟目的為基礎的傳統，加重了殖民地的不合理負擔。
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伯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與斯密的深層次不同。一方面，兩者的方法論不同。斯密的方法論建立在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基礎之上，其自由市場理論從本質而言，是一種以個體為出發點構建的規范性理論。在他的理論體系裡，自由市場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社會關系被高度簡化為純粹的契約關系。用麥克弗森的話說，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是以“占有性個人主義”為基礎，其背後是17、18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投射。
在伯克的方法論中，自由貿易是歷史經驗的結果，個人生產能力的有限性意味著無論什麼社會都有商品交換的需要。這種交換的具體形式及限度都不是抽象觀念的結果，而是民眾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的行為習慣。這種行為習慣是在共同體之內培育和成長的。換言之，自由貿易是英國歷史文化傳統自身塑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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