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歐最新判斷:未來3~5年,世界將發生巨變
2.關於科技創新
AI是一場「國家級戰爭」，中美都輸不起
在未來，會有顛覆者，也會有被顛覆者。重要的不是誰在制造這些技術，而是誰能最有效地應用這些技術，並由此帶來變革。
AI競爭比企業盈利更重要。這不僅僅是商業競爭，而是一場「國家級戰爭」，中國和美國都輸不起，因為AI影響的不只是經濟，而是全球競爭格局。
我認為不會出現一國獨霸的局面，從概率角度來看，中美會有不同的發展路徑。
美國在諾貝爾獎得主數量上領先世界，擁有全球最好的大學、法律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良好的創新環境決定了美國在發明最好的芯片方面擁有獨一無二的競爭力，雖然中國在芯片發明方面可能有些落後，但在芯片制造和AI應用方面卻會領先。比如，DeepSeek的低成本策略。
所以，當我們談論中美AI科技競賽這件事時，這和技術的應用有關，而不一定是制造最好、最貴的技術。在制造業領域，中國生產高效且成本低，能將制造業思維與AI自動化結合，在芯片應用和機器人技術上取得領先。在電動車市場和太陽能領域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的情況。
中國以極其低廉的成本制造了全球33%的產品，比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總和還多。有時候在全球化競爭中，利潤沒有那麼重要，價格和市場占有率更關鍵。
此外，我們不能忽視AI帶來的沖擊，主要有兩個層面：短期來看，即使AI能帶來利潤和生產力增長，但它的影響不會立刻顯現，遠遠不夠彌補當前的供需失衡；長期來看，如何分配這塊「新蛋糕」，將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
這正是為什麼必須采取一個系統性的、多層次的應對策略，而不能僅僅依賴技術進步來填補財政缺口，自然解決問題。
人工智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革命，因為它影響了所有的思考，意味著人類將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更大的進步。但AI時代，我認為核心問題是人類如何共處。新技術既能用於戰爭，也會導致大規模失業。
以美國為例，人們往往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3.3億人口中，1%（約300萬人）是創新主力，他們進入頂尖大學，創辦獨角獸企業；接下來的10%受益於他們；再接下來的30%生活尚可；而底層60%的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生產力低下。
大量人口缺乏生產力，導致收入不足，社會問題凸顯。
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妥善應對這些挑戰。例如，我們是否會對抗新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被用於武器嗎？這些決定必須比人類思考速度更快的速度做出，在未來五年和十年內將特別重要。
3.關於中美關系
「朝貢體系」和「地中海模式」的差異
中西方的兩種模式——西方的直接對抗和中國的長期謀略——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
中國的國際關系模式可以稱之為「朝貢體系」，其核心邏輯是：權力決定你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體系下，權力更強的國家處於更高的層級，較弱的國家應當向更強者朝貢。更強的國家則應給予相應的尊重和保護，以維護和諧，而不是制造沖突。他們的目標是實現和諧與繁榮，而不是通過戰爭制造破壞。
而美國的國際關系邏輯可以稱為「地中海模式」。這種模式源於西方歷史上的長期戰爭傳統，在這個體系中，沒有固定的邊界，人們不斷地為了利益和權力進行戰爭。實際上，在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之前，國家的概念並不像今天這樣清晰。在這之前，歐洲列強之間沒有固定國界，他們習慣於相互交戰。
面對競爭，不同的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策略和態度。這也正是我們現在在芯片戰爭中看到的情況。我認為全球秩序向對抗性轉變的趨勢已不可逆轉，且推進速度超乎預期。
4.關於未來經濟
「大債務周期」還沒被真正理解
在過去50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生涯中，我的思維方式總是關注經濟機制，理解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多少債務才算過多？」「債務的臨界點在哪裡？」「國家如何處理債務？」
我認為當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拐點——「大債務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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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是一場「國家級戰爭」，中美都輸不起
在未來，會有顛覆者，也會有被顛覆者。重要的不是誰在制造這些技術，而是誰能最有效地應用這些技術，並由此帶來變革。
AI競爭比企業盈利更重要。這不僅僅是商業競爭，而是一場「國家級戰爭」，中國和美國都輸不起，因為AI影響的不只是經濟，而是全球競爭格局。
我認為不會出現一國獨霸的局面，從概率角度來看，中美會有不同的發展路徑。
美國在諾貝爾獎得主數量上領先世界，擁有全球最好的大學、法律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良好的創新環境決定了美國在發明最好的芯片方面擁有獨一無二的競爭力，雖然中國在芯片發明方面可能有些落後，但在芯片制造和AI應用方面卻會領先。比如，DeepSeek的低成本策略。
所以，當我們談論中美AI科技競賽這件事時，這和技術的應用有關，而不一定是制造最好、最貴的技術。在制造業領域，中國生產高效且成本低，能將制造業思維與AI自動化結合，在芯片應用和機器人技術上取得領先。在電動車市場和太陽能領域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的情況。
中國以極其低廉的成本制造了全球33%的產品，比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總和還多。有時候在全球化競爭中，利潤沒有那麼重要，價格和市場占有率更關鍵。
此外，我們不能忽視AI帶來的沖擊，主要有兩個層面：短期來看，即使AI能帶來利潤和生產力增長，但它的影響不會立刻顯現，遠遠不夠彌補當前的供需失衡；長期來看，如何分配這塊「新蛋糕」，將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
這正是為什麼必須采取一個系統性的、多層次的應對策略，而不能僅僅依賴技術進步來填補財政缺口，自然解決問題。
人工智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革命，因為它影響了所有的思考，意味著人類將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更大的進步。但AI時代，我認為核心問題是人類如何共處。新技術既能用於戰爭，也會導致大規模失業。
以美國為例，人們往往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3.3億人口中，1%（約300萬人）是創新主力，他們進入頂尖大學，創辦獨角獸企業；接下來的10%受益於他們；再接下來的30%生活尚可；而底層60%的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生產力低下。
大量人口缺乏生產力，導致收入不足，社會問題凸顯。
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妥善應對這些挑戰。例如，我們是否會對抗新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被用於武器嗎？這些決定必須比人類思考速度更快的速度做出，在未來五年和十年內將特別重要。
3.關於中美關系
「朝貢體系」和「地中海模式」的差異
中西方的兩種模式——西方的直接對抗和中國的長期謀略——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
中國的國際關系模式可以稱之為「朝貢體系」，其核心邏輯是：權力決定你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體系下，權力更強的國家處於更高的層級，較弱的國家應當向更強者朝貢。更強的國家則應給予相應的尊重和保護，以維護和諧，而不是制造沖突。他們的目標是實現和諧與繁榮，而不是通過戰爭制造破壞。
而美國的國際關系邏輯可以稱為「地中海模式」。這種模式源於西方歷史上的長期戰爭傳統，在這個體系中，沒有固定的邊界，人們不斷地為了利益和權力進行戰爭。實際上，在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之前，國家的概念並不像今天這樣清晰。在這之前，歐洲列強之間沒有固定國界，他們習慣於相互交戰。
面對競爭，不同的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策略和態度。這也正是我們現在在芯片戰爭中看到的情況。我認為全球秩序向對抗性轉變的趨勢已不可逆轉，且推進速度超乎預期。
4.關於未來經濟
「大債務周期」還沒被真正理解
在過去50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生涯中，我的思維方式總是關注經濟機制，理解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多少債務才算過多？」「債務的臨界點在哪裡？」「國家如何處理債務？」
我認為當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拐點——「大債務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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