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鮮為人知,新書曝六四後鄧小平與陳雲的權力斗爭
兩次親歷說明中國曾經“很有希望”
戴晴專訪中說，1989年的中國其實很有可能走向現代化，並以自己的兩次親歷說明中國當時走向開放的跡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灣《天下雜志》總編輯殷允芃拜訪時任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汪鋒。在見面中，汪鋒說“小平同志最近考慮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來放進黨章。”戴晴還說，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親口告訴她，胡喬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告訴李銳，鄧小平曾經考慮四個堅持是否需要改變。戴晴認為，將”四個堅持“從憲法拿出來放入黨章，意味”四個堅持“只對黨員有約束力，這是開放黨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書中也說，這是“向世界傳達中共即將邁出的實質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說在同一年的5月13日問統戰部與時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常委胡啟立說，外國媒體采訪她關於北京的抗議事件，為什麼中國自己的報紙不能報道？胡啟立回應她說，”可以報啊“，他繼續說，”我早就說過，版面由本報的總編輯做決策。”戴晴說，聽到胡啟立這些話 ，“當時真是嚇了我一跳”。在她看來這有“在新聞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對美國之音解釋說，當時中國所有報紙出來以後，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報紙的版面，全是中宣部決定，因此胡啟立說版面由各報決定將是一大突破。
鄧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識分子死刑名單
在與美國之音的專訪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進入中共准備處決的6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名單，然後又獲釋的經歷。戴晴說，1989年年底，檢察院披露當局出台了一個新精神，要對“動亂的黑手們”流放一批、關押一批、處決一批，而被處決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監獄的看守從在餐廳用餐的檢察官對話中獲悉這一消息後，馬上轉告了戴晴。據戴晴本人的理解與分析，她上這個處決名單，可能與當時的國際局勢變化，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有關，她認為這對鄧小平影響非常大，觸發了鄧小平想在中國處決一批的想法。
不過，處決並沒有發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釋放了。戴晴對美國之音說，她認為這是因為世界的局勢的發展。當時世界銀行有條件對中國恢復貸款，在這背景下，她與另外200名政治犯獲得釋放。
坦克人謎團，偶遇攝影謎證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個大謎團。戴晴也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說，她寫這本書的時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員,他見證了6月5號早晨目擊“坦克人”阻擋坦克的場面。
這位目擊證人說，當時多人沖著“坦克人”喊“回來”、“回來”，結果“坦克人”不予理會，徑自爬上坦克。下來之後，市民抓住“坦克人”，表達對他的關心。此時坦克也停下來了，裡邊的三個人荷槍實彈地出來，士兵端起槍朝路邊的草叢打了幾梭子子彈，包括“坦克人”在內的民眾立即逃跑。這位目擊證人說，“坦克人”一句話都沒說過，他判斷“坦克人”可能是外地進北京的年輕人，大約20歲到30歲之間，不像是學生。這與六四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認為從男子隨身攜帶的袋子可以判斷他可能為其他省份來到北京的學生的判斷不同。
戴晴說，她後來又專門問過警察，問“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制造這局面”？警察告訴她由於當時情況混亂，當局不可能策劃一個“坦克人”的局。
詳述鄧小平的政治性格，給出一個“完整的鄧小平“
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修訂版中新增了（《綿裡藏針---鄧小平的政治性格》）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從未披露過的親歷和調查發現，解釋鄧小平在“六四”期間的一連串決定。她指出，
台灣學者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寫了改革時期的鄧小平，她的這本書是對鄧小平“六四”期間所為的一個“補缺”。“這三本書放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鄧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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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專訪中說，1989年的中國其實很有可能走向現代化，並以自己的兩次親歷說明中國當時走向開放的跡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灣《天下雜志》總編輯殷允芃拜訪時任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汪鋒。在見面中，汪鋒說“小平同志最近考慮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來放進黨章。”戴晴還說，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親口告訴她，胡喬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告訴李銳，鄧小平曾經考慮四個堅持是否需要改變。戴晴認為，將”四個堅持“從憲法拿出來放入黨章，意味”四個堅持“只對黨員有約束力，這是開放黨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書中也說，這是“向世界傳達中共即將邁出的實質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說在同一年的5月13日問統戰部與時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常委胡啟立說，外國媒體采訪她關於北京的抗議事件，為什麼中國自己的報紙不能報道？胡啟立回應她說，”可以報啊“，他繼續說，”我早就說過，版面由本報的總編輯做決策。”戴晴說，聽到胡啟立這些話 ，“當時真是嚇了我一跳”。在她看來這有“在新聞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對美國之音解釋說，當時中國所有報紙出來以後，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報紙的版面，全是中宣部決定，因此胡啟立說版面由各報決定將是一大突破。
鄧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識分子死刑名單
在與美國之音的專訪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進入中共准備處決的6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名單，然後又獲釋的經歷。戴晴說，1989年年底，檢察院披露當局出台了一個新精神，要對“動亂的黑手們”流放一批、關押一批、處決一批，而被處決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監獄的看守從在餐廳用餐的檢察官對話中獲悉這一消息後，馬上轉告了戴晴。據戴晴本人的理解與分析，她上這個處決名單，可能與當時的國際局勢變化，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有關，她認為這對鄧小平影響非常大，觸發了鄧小平想在中國處決一批的想法。
不過，處決並沒有發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釋放了。戴晴對美國之音說，她認為這是因為世界的局勢的發展。當時世界銀行有條件對中國恢復貸款，在這背景下，她與另外200名政治犯獲得釋放。
坦克人謎團，偶遇攝影謎證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個大謎團。戴晴也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說，她寫這本書的時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員,他見證了6月5號早晨目擊“坦克人”阻擋坦克的場面。
這位目擊證人說，當時多人沖著“坦克人”喊“回來”、“回來”，結果“坦克人”不予理會，徑自爬上坦克。下來之後，市民抓住“坦克人”，表達對他的關心。此時坦克也停下來了，裡邊的三個人荷槍實彈地出來，士兵端起槍朝路邊的草叢打了幾梭子子彈，包括“坦克人”在內的民眾立即逃跑。這位目擊證人說，“坦克人”一句話都沒說過，他判斷“坦克人”可能是外地進北京的年輕人，大約20歲到30歲之間，不像是學生。這與六四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認為從男子隨身攜帶的袋子可以判斷他可能為其他省份來到北京的學生的判斷不同。
戴晴說，她後來又專門問過警察，問“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制造這局面”？警察告訴她由於當時情況混亂，當局不可能策劃一個“坦克人”的局。
詳述鄧小平的政治性格，給出一個“完整的鄧小平“
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修訂版中新增了（《綿裡藏針---鄧小平的政治性格》）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從未披露過的親歷和調查發現，解釋鄧小平在“六四”期間的一連串決定。她指出，
台灣學者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寫了改革時期的鄧小平，她的這本書是對鄧小平“六四”期間所為的一個“補缺”。“這三本書放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鄧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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