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鲜为人知,新书曝六四后邓小平与陈云的权力斗争
两次亲历说明中国曾经“很有希望”
戴晴专访中说，1989年的中国其实很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并以自己的两次亲历说明中国当时走向开放的迹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芃拜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在见面中，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戴晴还说，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亲口告诉她，胡乔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告诉李锐，邓小平曾经考虑四个坚持是否需要改变。戴晴认为，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拿出来放入党章，意味”四个坚持“只对党员有约束力，这是开放党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书中也说，这是“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说在同一年的5月13日问统战部与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启立说，外国媒体采访她关于北京的抗议事件，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报纸不能报道？胡启立回应她说，”可以报啊“，他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说，听到胡启立这些话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在她看来这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当时中国所有报纸出来以后，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报纸的版面，全是中宣部决定，因此胡启立说版面由各报决定将是一大突破。
邓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识分子死刑名单
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进入中共准备处决的6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名单，然后又获释的经历。戴晴说，1989年年底，检察院披露当局出台了一个新精神，要对“动乱的黑手们”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而被处决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监狱的看守从在餐厅用餐的检察官对话中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转告了戴晴。据戴晴本人的理解与分析，她上这个处决名单，可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有关，她认为这对邓小平影响非常大，触发了邓小平想在中国处决一批的想法。
不过，处决并没有发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释放了。戴晴对美国之音说，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的局势的发展。当时世界银行有条件对中国恢复贷款，在这背景下，她与另外200名政治犯获得释放。
坦克人谜团，偶遇摄影谜证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个大谜团。戴晴也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员,他见证了6月5号早晨目击“坦克人”阻挡坦克的场面。
这位目击证人说，当时多人冲着“坦克人”喊“回来”、“回来”，结果“坦克人”不予理会，径自爬上坦克。下来之后，市民抓住“坦克人”，表达对他的关心。此时坦克也停下来了，里边的三个人荷枪实弹地出来，士兵端起枪朝路边的草丛打了几梭子子弹，包括“坦克人”在内的民众立即逃跑。这位目击证人说，“坦克人”一句话都没说过，他判断“坦克人”可能是外地进北京的年轻人，大约20岁到30岁之间，不像是学生。这与六四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认为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袋子可以判断他可能为其他省份来到北京的学生的判断不同。
戴晴说，她后来又专门问过警察，问“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制造这局面”？警察告诉她由于当时情况混乱，当局不可能策划一个“坦克人”的局。
详述邓小平的政治性格，给出一个“完整的邓小平“
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修订版中新增了（《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从未披露过的亲历和调查发现，解释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她指出，
台湾学者钟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泽东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了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她的这本书是对邓小平“六四”期间所为的一个“补缺”。“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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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戴晴专访中说，1989年的中国其实很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并以自己的两次亲历说明中国当时走向开放的迹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芃拜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在见面中，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戴晴还说，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亲口告诉她，胡乔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告诉李锐，邓小平曾经考虑四个坚持是否需要改变。戴晴认为，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拿出来放入党章，意味”四个坚持“只对党员有约束力，这是开放党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书中也说，这是“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说在同一年的5月13日问统战部与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启立说，外国媒体采访她关于北京的抗议事件，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报纸不能报道？胡启立回应她说，”可以报啊“，他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说，听到胡启立这些话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在她看来这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当时中国所有报纸出来以后，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报纸的版面，全是中宣部决定，因此胡启立说版面由各报决定将是一大突破。
邓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识分子死刑名单
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进入中共准备处决的6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名单，然后又获释的经历。戴晴说，1989年年底，检察院披露当局出台了一个新精神，要对“动乱的黑手们”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而被处决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监狱的看守从在餐厅用餐的检察官对话中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转告了戴晴。据戴晴本人的理解与分析，她上这个处决名单，可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有关，她认为这对邓小平影响非常大，触发了邓小平想在中国处决一批的想法。
不过，处决并没有发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释放了。戴晴对美国之音说，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的局势的发展。当时世界银行有条件对中国恢复贷款，在这背景下，她与另外200名政治犯获得释放。
坦克人谜团，偶遇摄影谜证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个大谜团。戴晴也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员,他见证了6月5号早晨目击“坦克人”阻挡坦克的场面。
这位目击证人说，当时多人冲着“坦克人”喊“回来”、“回来”，结果“坦克人”不予理会，径自爬上坦克。下来之后，市民抓住“坦克人”，表达对他的关心。此时坦克也停下来了，里边的三个人荷枪实弹地出来，士兵端起枪朝路边的草丛打了几梭子子弹，包括“坦克人”在内的民众立即逃跑。这位目击证人说，“坦克人”一句话都没说过，他判断“坦克人”可能是外地进北京的年轻人，大约20岁到30岁之间，不像是学生。这与六四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认为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袋子可以判断他可能为其他省份来到北京的学生的判断不同。
戴晴说，她后来又专门问过警察，问“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制造这局面”？警察告诉她由于当时情况混乱，当局不可能策划一个“坦克人”的局。
详述邓小平的政治性格，给出一个“完整的邓小平“
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修订版中新增了（《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从未披露过的亲历和调查发现，解释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她指出，
台湾学者钟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泽东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了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她的这本书是对邓小平“六四”期间所为的一个“补缺”。“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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