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1964年:法國與美國在台灣議題上斗法
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已經落幕，五環會徽映襯下的盧浮宮、巴黎榮軍院(Invalides)、艾菲爾鐵塔和凡爾賽宮，也只剩下回憶。 做為一名外交史學者，我的思緒自然轉向法國! 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世界事務的奧林帕斯級泰斗、“外交”(diplomacy)運作藝術的締造者—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和塔列朗親王(Prince Talleyrand)。 然而，在六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中國隊”在一場針對台灣議題的外交博弈中，以“即興式談判”(free-style negotiations)的高明手腕，讓“法國隊”苦吞敗仗。 巴黎此後面對北京再也抬不起頭來。
平心而論，在1963年至64年的歐洲，法國正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 她已經被逐出她在亞洲的領地。 就在美國和蘇聯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之際，法國進行第一次核武器試驗。 法國加入共產中國的行列，拒絕加入該條約，試圖從北京的懷抱中尋求慰藉。 法國認為自己被美國邊緣化。 法國(事實上是她的總統戴高樂將軍)把向中國靠攏，視為提升其全球影響力的杠杆。 由於在韓戰結束十年後，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死對頭，讓北京對戴高樂更具吸引力。
1963年底 戴高樂特使赴中見周恩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戴高樂派遣私人特使富爾(Edgar Faure)前往中國，就法中關系正常化事宜，探詢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態度。 富爾告訴周恩來，“就法國而言，與台灣斷絕一切關系有所困難，因為台灣島上有一個事實存在的政府。” 富爾還說，“戴高樂將軍銘記於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蔣介石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不希望突然斷絕與台灣的關系。” 由於戴高樂看似猶豫不決，富爾建議法中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步，可以從成立官方貿易辦事處開始。 “如果我們馬上就采取行動，台灣可能會率先與法國斷絕關系，這是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 不過，富爾問道，或許法國“可以在台灣保留一個人駐守”，做為“降低地位的象征”?
周總理是一位比富爾幹練許多的外交家，他用自己最喜歡的“讓外國人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策略，來對付法國人。 他表明了北京的反對意見。 周恩來回憶道，在韓戰爆發前，倫敦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讓蔣介石的代表進入英國。 然而，英國繼續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甚至在淡水保留了一個領事館。 周恩來說，這造成一種'半建交狀況'” 周恩來預言般地提出警告，“如果法國采取相同的作法，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富爾並沒有把周恩來的話聽進去。 富爾認為，法國在台灣保留領事館，北京方面不會有任何異議。 可是，當他事後查看筆記時發現，如果法國承認“中國政府—即北京—而在福爾摩沙(台灣)保留一個負責領事業務的精簡機構”，周恩來只會接受一個在台灣“聽命於”駐北京法國大使的法國領事。 這種安排太尷尬了!
盡管如此，1963年12月16日，戴高樂親自向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保證，法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意承認共產中國。 (“不久的將來”顯然是法語“一個月”的意思。 )
根據美國檔案記載，1964年1月15日至17日之間，法國駐華盛頓大使向包括國務卿魯斯克在內的多位國務院高層官員透露，盡管法國將承認共產中國，但法國不會接受北京提出的任何條件。” 一月十五日，法國大使告訴魯斯克的副手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法國不會斷絕與台灣的關系”，“除非台灣選擇斷交，否則法國與台灣的關系將維持不變”。 法國大使強調巴黎並未'屈從於北京的任何要求'。 哈裡曼則警告法國大使，必須為此承擔後果。 美國對共產中國十年前在朝鮮半島的三年血腥暴行，依舊懷恨在心。
法中建交前夕 美吁蔣介石冷靜
美國人暗地裡也策劃了自己的反制外交。 一月十五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與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會談。 會談紀錄如下：
“我們能夠挫敗戴高樂的唯一機會，就是讓蔣介石暫時按兵不動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他不宣布與法國斷交... 就可以把問題丟回北京，因為(中國)一直堅持一種立場，就是他們不能承認任何承認福爾摩沙的國家。 法國希望蔣介石會馬上與法國斷交，這的確可能是他會采取的行動。 我們要勸告他先保持冷靜一周。”
毫無疑問，約翰遜總統批准了這項計劃，而且開懷大笑。 隔天，約翰遜簽署一封致蔣總統的私人信件，蔣介石從中發現，“表現出接受『兩個中國』局面”幾天的作法，只是為了給戴高樂一個教訓。 正如約翰遜總統信中所言，蔣介石的“耐心將給毛澤東帶來最大程度的難堪”。 約翰遜認為，如果戴高樂本人也感到難堪，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法承認共產中國台北未斷交
事實證明，法國在1月27日承認共產中國。 全世界的報紙對此均難以置信。 真的嗎? 北京“並未要求戴高樂政府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斷絕關系”? 《紐約時報》在1月20日報道，美國敦促台北在北京外交爭端中維持與巴黎的關系。 一月廿三日，該報發表社論指出，“如果北京終於准備放棄對台灣的主宰權，並准備承認該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和平將在眼前，但是“我們不能背叛我們在台灣的朋友，同意讓他們接受北京的暴政統治。” 十天後，主要報紙依然報道“台北抗議; 但並未斷絕與法國的關系“。
驚惶失措之下，“一名法國政府發言人否認... 法國將終止與國民黨中國的外交關系“。 二月二日，法國向西德政府通報，承認北京並非意味著法國對“兩個中國問題”采取任何立場，因為這個問題“在政治或法律上都不存在”。
台使團被迫撤離 紐時批法背信棄義
台北駐巴黎大使館看來岌岌可危。 二月五日，台北大使館否認已將其在巴黎的外交資產所有權，轉移到駐聯合國代表團。 到了第十二天，法國開始動搖。 慌亂的奧賽堤岸(Quai d'Orsay，即法國外交部)強調，“法國政府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但“拒絕推測這一立場是否意味著法國接受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 日子一天天過去，台北大使館還留在巴黎。 《紐約時報》報道的標題是“支持台北讓法國膽戰心驚”。 二月九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戴高樂背信棄義：“難以想像還有什麼比他的選擇更令人反感的了—這是一個介於失敗和公開承認欺騙之間的選擇。”
那天在台北，法國臨時代辦突然通知台北外交部長沈昌煥，聲稱“一旦北京的臨時代辦抵達巴黎，(法國)就會承認他是中國的代表，因此，(台北)外交使團『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法國代辦證實，這是正式撤銷對台北的承認。 很遺憾，戴高樂的政策既是“失敗”，也是“承認欺騙”。 最後，台北駐巴黎大使館關閉，所有人員在三月前撤出法國領土。
總理龐畢度 稱台灣地位不明確
不過，還是有一線希望。 四月廿三日，法國總理(後來成為總統)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出席法國—日本新聞協會在巴黎的午宴時，對台灣的未來發表看法。 他表示，台灣的長期地位不明確，“這是一個必須在未來的某一天解決的問題，而且要考慮到福爾摩沙居民的意願。” 在接下來的卅年裡，法國始終對北京關於台灣主權的要求持保留態度... 直到1994年。
90年代售台機艦 北京逼法吞台屬中國
我們現在必須往前跨越30年。 一九九○年代初期，法國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海軍巡防艦和戰斗轟炸機。 做為報復，中國取消了一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法國工程項目—一個地鐵系統和一座核電廠—還關閉了一個法國領事館。
然後，中國要求法國正式確認台灣屬於中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名法國密使完成這項任務。 他次月在北京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同意：“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直到幾周後才得知此事。
巴黎的一家主要調查性報紙披露，一月十四日，密特朗總統與外交部長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有一場非常火爆的談話”。 密特朗大為光火，因為公報包含《巴黎承認台灣屬於共產中國》的聲明。 他在盛怒之下破口大罵，巴黎簡直是在中國人面前舉雙手投降，接受了美國人拒絕的所有要求。 這並不妨礙他們(美國人)在與北京做生意的同時，仍然與台灣維持經貿往來。” 這倒是真的。 不過，法國不是美國。
凡爾賽宮和羅浮宮依然熠熠生輝。 黎希留和塔列朗至今仍被歷史學家譽為外交事務的奧林帕斯級巨擘。 但是，在1964年的台灣競賽中，中國獲得金牌，詭計多端的美國摘下銀牌，始終保持良好運動精神的台灣則拿到銅牌。 最終，法國的處境反而比一開始時更糟糕。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劃”主任。 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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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在1963年至64年的歐洲，法國正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 她已經被逐出她在亞洲的領地。 就在美國和蘇聯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之際，法國進行第一次核武器試驗。 法國加入共產中國的行列，拒絕加入該條約，試圖從北京的懷抱中尋求慰藉。 法國認為自己被美國邊緣化。 法國(事實上是她的總統戴高樂將軍)把向中國靠攏，視為提升其全球影響力的杠杆。 由於在韓戰結束十年後，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死對頭，讓北京對戴高樂更具吸引力。
1963年底 戴高樂特使赴中見周恩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戴高樂派遣私人特使富爾(Edgar Faure)前往中國，就法中關系正常化事宜，探詢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態度。 富爾告訴周恩來，“就法國而言，與台灣斷絕一切關系有所困難，因為台灣島上有一個事實存在的政府。” 富爾還說，“戴高樂將軍銘記於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蔣介石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不希望突然斷絕與台灣的關系。” 由於戴高樂看似猶豫不決，富爾建議法中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步，可以從成立官方貿易辦事處開始。 “如果我們馬上就采取行動，台灣可能會率先與法國斷絕關系，這是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 不過，富爾問道，或許法國“可以在台灣保留一個人駐守”，做為“降低地位的象征”?
周總理是一位比富爾幹練許多的外交家，他用自己最喜歡的“讓外國人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策略，來對付法國人。 他表明了北京的反對意見。 周恩來回憶道，在韓戰爆發前，倫敦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讓蔣介石的代表進入英國。 然而，英國繼續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甚至在淡水保留了一個領事館。 周恩來說，這造成一種'半建交狀況'” 周恩來預言般地提出警告，“如果法國采取相同的作法，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富爾並沒有把周恩來的話聽進去。 富爾認為，法國在台灣保留領事館，北京方面不會有任何異議。 可是，當他事後查看筆記時發現，如果法國承認“中國政府—即北京—而在福爾摩沙(台灣)保留一個負責領事業務的精簡機構”，周恩來只會接受一個在台灣“聽命於”駐北京法國大使的法國領事。 這種安排太尷尬了!
盡管如此，1963年12月16日，戴高樂親自向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保證，法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意承認共產中國。 (“不久的將來”顯然是法語“一個月”的意思。 )
根據美國檔案記載，1964年1月15日至17日之間，法國駐華盛頓大使向包括國務卿魯斯克在內的多位國務院高層官員透露，盡管法國將承認共產中國，但法國不會接受北京提出的任何條件。” 一月十五日，法國大使告訴魯斯克的副手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法國不會斷絕與台灣的關系”，“除非台灣選擇斷交，否則法國與台灣的關系將維持不變”。 法國大使強調巴黎並未'屈從於北京的任何要求'。 哈裡曼則警告法國大使，必須為此承擔後果。 美國對共產中國十年前在朝鮮半島的三年血腥暴行，依舊懷恨在心。
法中建交前夕 美吁蔣介石冷靜
美國人暗地裡也策劃了自己的反制外交。 一月十五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與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會談。 會談紀錄如下：
“我們能夠挫敗戴高樂的唯一機會，就是讓蔣介石暫時按兵不動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他不宣布與法國斷交... 就可以把問題丟回北京，因為(中國)一直堅持一種立場，就是他們不能承認任何承認福爾摩沙的國家。 法國希望蔣介石會馬上與法國斷交，這的確可能是他會采取的行動。 我們要勸告他先保持冷靜一周。”
毫無疑問，約翰遜總統批准了這項計劃，而且開懷大笑。 隔天，約翰遜簽署一封致蔣總統的私人信件，蔣介石從中發現，“表現出接受『兩個中國』局面”幾天的作法，只是為了給戴高樂一個教訓。 正如約翰遜總統信中所言，蔣介石的“耐心將給毛澤東帶來最大程度的難堪”。 約翰遜認為，如果戴高樂本人也感到難堪，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法承認共產中國台北未斷交
事實證明，法國在1月27日承認共產中國。 全世界的報紙對此均難以置信。 真的嗎? 北京“並未要求戴高樂政府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斷絕關系”? 《紐約時報》在1月20日報道，美國敦促台北在北京外交爭端中維持與巴黎的關系。 一月廿三日，該報發表社論指出，“如果北京終於准備放棄對台灣的主宰權，並准備承認該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和平將在眼前，但是“我們不能背叛我們在台灣的朋友，同意讓他們接受北京的暴政統治。” 十天後，主要報紙依然報道“台北抗議; 但並未斷絕與法國的關系“。
驚惶失措之下，“一名法國政府發言人否認... 法國將終止與國民黨中國的外交關系“。 二月二日，法國向西德政府通報，承認北京並非意味著法國對“兩個中國問題”采取任何立場，因為這個問題“在政治或法律上都不存在”。
台使團被迫撤離 紐時批法背信棄義
台北駐巴黎大使館看來岌岌可危。 二月五日，台北大使館否認已將其在巴黎的外交資產所有權，轉移到駐聯合國代表團。 到了第十二天，法國開始動搖。 慌亂的奧賽堤岸(Quai d'Orsay，即法國外交部)強調，“法國政府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但“拒絕推測這一立場是否意味著法國接受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 日子一天天過去，台北大使館還留在巴黎。 《紐約時報》報道的標題是“支持台北讓法國膽戰心驚”。 二月九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戴高樂背信棄義：“難以想像還有什麼比他的選擇更令人反感的了—這是一個介於失敗和公開承認欺騙之間的選擇。”
那天在台北，法國臨時代辦突然通知台北外交部長沈昌煥，聲稱“一旦北京的臨時代辦抵達巴黎，(法國)就會承認他是中國的代表，因此，(台北)外交使團『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法國代辦證實，這是正式撤銷對台北的承認。 很遺憾，戴高樂的政策既是“失敗”，也是“承認欺騙”。 最後，台北駐巴黎大使館關閉，所有人員在三月前撤出法國領土。
總理龐畢度 稱台灣地位不明確
不過，還是有一線希望。 四月廿三日，法國總理(後來成為總統)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出席法國—日本新聞協會在巴黎的午宴時，對台灣的未來發表看法。 他表示，台灣的長期地位不明確，“這是一個必須在未來的某一天解決的問題，而且要考慮到福爾摩沙居民的意願。” 在接下來的卅年裡，法國始終對北京關於台灣主權的要求持保留態度... 直到1994年。
90年代售台機艦 北京逼法吞台屬中國
我們現在必須往前跨越30年。 一九九○年代初期，法國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海軍巡防艦和戰斗轟炸機。 做為報復，中國取消了一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法國工程項目—一個地鐵系統和一座核電廠—還關閉了一個法國領事館。
然後，中國要求法國正式確認台灣屬於中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名法國密使完成這項任務。 他次月在北京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同意：“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直到幾周後才得知此事。
巴黎的一家主要調查性報紙披露，一月十四日，密特朗總統與外交部長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有一場非常火爆的談話”。 密特朗大為光火，因為公報包含《巴黎承認台灣屬於共產中國》的聲明。 他在盛怒之下破口大罵，巴黎簡直是在中國人面前舉雙手投降，接受了美國人拒絕的所有要求。 這並不妨礙他們(美國人)在與北京做生意的同時，仍然與台灣維持經貿往來。” 這倒是真的。 不過，法國不是美國。
凡爾賽宮和羅浮宮依然熠熠生輝。 黎希留和塔列朗至今仍被歷史學家譽為外交事務的奧林帕斯級巨擘。 但是，在1964年的台灣競賽中，中國獲得金牌，詭計多端的美國摘下銀牌，始終保持良好運動精神的台灣則拿到銅牌。 最終，法國的處境反而比一開始時更糟糕。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劃”主任。 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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